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在战火中挣扎，生活在动乱与苦难之间。这几百年的历史变化，也让中国士人的精神风貌和人生观念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尤其是在东晋与西晋之间，士人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东晋时期士人身负家国重任、心系天下，到西晋时期士人逐渐放纵享乐、追求个人的逸乐，整个社会的风气几乎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从东汉后期开始，士人的政治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晋时期，宦官和外戚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朝廷已经摇摇欲坠，而士大夫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时代的士人多怀报国之志，雄心勃勃，试图重振朝纲，恢复国家的统一。然而，随着朝廷腐败的加剧，士人的理想逐渐破灭，西晋时期的士人已经不再关心国家的存亡，他们的焦点开始转向个人享乐和放纵。政权腐败和社会动荡是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儒学的衰退以及玄学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士人心态的改变。

**一、两晋朝廷腐败，士人得不到重视，转而走向享乐和放纵** 东晋时期的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名实》中写道：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这句话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士人面对崩溃的政权时，他们坚守个人品德、拒绝随波逐流的高洁心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士人的理想逐渐破灭，东晋士人从最初的穷则独善其身，转向了西晋的自私自利、纵情享乐的奢靡风气。 此时，士人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部分士人嗜利如命，无论是沉迷于财富的积累，还是挥霍无度，都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心态。这种心态没有丝毫羞耻感，反而与士人风流、纵酒、谈玄理的风气不谋而合。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潮，也从任凭自然发展，变成了情欲与物欲的恶性膨胀。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士人则采取了自私求全的态度，既希望放纵自己，又能保持外在的潇洒风度。晋朝士人的生活中，追求自我放纵成了主流。他们放任自我，享受纵欲的乐趣，正如正始时期的士人，他们无所顾忌地纵酒、沉溺于逸乐，甚至有的士人像阮籍、刘伶那样不拘礼法、脱衣裸形，极力追求享乐。 **二、朝纲紊乱使士人眼光转向山水，欲求虚名** 西晋时期，士人的纵欲风气愈演愈烈。除了追求物质上的享乐之外，士人还表现出了强烈的求名心理。西晋时期的清谈，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与正始时期的玄学义理探讨相似的特点，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西晋士人的清谈更多地转向了审美的方向，声音、修辞、旨趣的讲究让这一时期的清谈带上了浓重的个人风格和审美情趣。 这一时期的士人逐渐陶醉于山水的自然美景，渴望在山水之间找到一片净土，获得心灵的慰藉。在他们的眼中，山水不仅是避世的屏障，更是追求个人名利的途径。士人们用老庄思想点缀他们物欲横流的生活，试图在放纵和自我满足中寻求平衡。然而，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往往与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奈相伴随，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他们在追求名士风流的过程中，既高雅又庸俗，陷入了精神上的双重矛盾。 **三、儒学颓败、玄学兴起——士人心态由心系国家到自私自利** 东晋时期，儒学仍然是主流思想，尽管士人开始展现出更为洒脱的个性，但他们依然遵循儒家礼义，心系家国，固守忠孝仁义。然而，随着东汉末年政权的崩溃，儒学的权威地位逐渐下滑。随着儒家思想的衰退，其他思想如道家和玄学迅速崛起，士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追求个人的自由与逸趣。 西晋时期，儒学彻底失去了对士人的约束力，士人不再谈论儒家经典，也不再遵循儒学的道德规范。取而代之的是玄学的流行，玄学强调顺应自然、养生和享乐。士人们从玄学中汲取思想营养，认为享乐就是养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摆脱传统束缚。 **四、纵酒享乐，以忘哀愁** 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让士人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无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士人开始寻求纵酒和放纵作为暂时逃避现实的方式。嵇康、阮籍等人，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饮酒放纵成风。由于他们无力与权力抗衡，又不愿为统治者所屈服，于是通过放纵来暂时忘却内心的痛苦和恐惧。 这种放纵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享乐，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在这一时期，士人将自己的心情寄托在饮酒和放纵的生活方式中，通过这种方式来暂时摆脱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尽管这种方式并未能改变他们的困境，却成为他们唯一能够承受的解药。 **五、总结** 西晋士人的奢靡生活，正是玄学兴起的必然结果。玄学的理念看似追求返归自然，但其过于主观的追求，注定无法真正改变社会的现实。士人们放纵享乐的生活，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短暂的精神慰藉，但最终却是对现实社会的逃避，无法改变国家的颓废与衰败。在那个乱世中，士人的悲凉和无奈，注定了他们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