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专机从青岛飞往南京，途中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发生了不幸的失事，戴笠因此丧命。然而，关于戴笠的死因仍未完全调查清楚，军统内部的动荡却已悄然开始。戴笠去世后，为了争夺军统的领导权，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当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虽然毛人凤最终接替了戴笠成为军统的头号人物，但他要登上这个宝座，绝非一帆风顺。

抗战胜利后，国家局势逐渐稳定，和平的曙光即将到来，然而，军统作为一个特务机构，自然招致了各方的强烈反感。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和谈中曾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特务机构。而蒋介石为了保住这一势力，也可谓是费尽心思。依照蒋介石的意图，军统局合并了下属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等多个组织，形成了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同时将冗余的特务人员纳入了交通警察总队。

然而，戴笠一死，蒋介石急需找到一个继任者来填补这一空缺。毛人凤，作为一个并不占优势的候选人，在军统局局长的竞选中并非最有利的竞争者。尽管他早年曾考入黄埔军校四期，但因病休学，他并未能完整地接受黄埔的教育；他也不是军统的创始成员之一，更未曾在军统的核心岗位上担任过一线工作。然而，毛人凤有一个显著的优点，那就是能忍。正是凭借这份耐性，他在军统中的位置得以稳步上升，迅速累积了足够的权力。

在戴笠去世后，军统内部一片混乱，毛人凤深知，虽然他是戴笠的得力助手，但一个人难以平息这场纷争。因此，他主动向蒋介石建议，推荐郑介民接任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不仅是黄埔二期的毕业生，更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具有极高的资历。然而，郑介民并不热衷于管辖这个特务机构。曾在军统局担任主任秘书时，他常因不愿服从比自己资历浅的戴笠而长期缺席工作。即使戴笠去世，郑介民接任局长后，依旧选择回到北平，推举唐纵为代理局长。

唐纵很快意识到，郑介民将自己推上前台，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替罪羊，于是他采取了代而不理的策略，最终导致军统的权力真正掌握在了毛人凤手中。

然而，毛人凤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军统内部的斗争停止。实际上，湖南派、广东派与浙江派之间的权力争斗愈发激烈。在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机构改组，军统局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并将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形成了国防部第二厅，而秘密核心部分则保留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成为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毛人凤的手段愈加血腥，为自己积累了不少罪孽。

1949年10月13日，毛人凤在昆明部署特务潜伏工作后，飞往台湾。然而，到了台湾后，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非唯一的强者，蒋经国成为了他眼前的最大对手。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培养蒋经国，早在1949年1月，蒋经国便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为国民党搬迁至台湾做准备。同时，蒋介石也深知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便为蒋经国安排了这一领域的重要任务。

蒋经国心里清楚，除了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御，最紧要的任务便是掌控情报工作，而这正是毛人凤的权力所在。尽管蒋经国内心埋下了想要削弱毛人凤的种子，但他并未立即行动，而是通过与原复兴社的骨干郑介民合作，逐步在情报系统内部展开布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人凤渐渐感受到自己的孤立。蒋经国依靠蒋介石的庇护，利用保密局内的骨干，开始了对毛人凤的围攻。而毛人凤则凭借自己对局势的敏锐洞察，意识到蒋经国已经开始着手削弱自己的权力，于是展开了与蒋经国的明争暗斗。 蒋经国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保密局的情报人员存在倒卖黄金的行为，并在调查中意外揭露了冤案。毛人凤抓住这个机会，向蒋介石递交报告，并煽动群众在街头举行示威抗议。尽管蒋介石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儿子，事情并未得到严肃处理，但毛人凤并未因此满足，心里依然充满了不甘。 蒋经国也深知，毛人凤一旦得势，日后定会成为祸患，便继续加强与保密局骨干的关系，并通过叶翔之等人的帮助，逐步掌控情报权力。毛人凤对叶翔之的背叛愤怒至极，开始调查其贪污行为，并将这一切公之于众，企图以此敲山震虎，威慑蒋经国。然而，蒋介石依旧毫不犹豫地站在蒋经国一方，坚决支持儿子，并严厉斥责了毛人凤。 此时，毛人凤的处境已变得岌岌可危。蒋经国通过一系列精妙的布局，最终通过一份报告将毛人凤推向了绝境。报告声称，杜长城与胡凌影两人因不满蒋经国的整顿，受毛人凤纵容，企图绑架蒋经国。蒋介石在了解这一情况后，迅速做出决定，处决了杜长城和胡凌影，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毛人凤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 在这一连串复杂的斗争中，毛人凤原本以为自己能凭借深厚的经验和精明的策略保持权力，却最终被蒋经国逐步蚕食，直至彻底失势。到了1954年，台湾的特工情报体系已经完全被蒋经国掌控，而毛人凤所剩的权力也变得名存实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人凤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1956年，他因肝癌去世，享年58岁。这位曾经叱诧风云的特务头目，最终在失去权力后，孤独地迎来了自己的人生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