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评价刘敬为建万世之安，这表明刘敬为刘邦提供了三项关键的国策建议：

1. 确定首都设在关中。 2. 与匈奴建立和亲关系。 3. 从关东地区迁移人口，充实关中。

这些政策的重要性为什么如此显著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以秦朝为例。秦朝的治理模式以关中为核心，六个关东地区作为辅助。秦朝的历史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建立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历时550年，充分证明了关中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特优势。

另外，从楚汉相争的战局来看，也能验证这一点。只要关中地区的军队没有像秦二世那样混乱，完全可以有效地把强大的楚军挡在广武、荥阳、成皋、宛城一线，使其长达四年无法越过雷池一步。

其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初中央政权面对的局势是分封制。可以看出，这种分封格局实际上恢复了秦朝统一前一对多的军事布置。如果刘邦将都城定在洛阳，那就等于是将自己置于兵变抗战的最前线。除了来自正面敌人的威胁，赵国、代国、淮南国、长沙国等地都可能从武关、井陉等地发起包抄，关中一旦失守，洛阳便会处于全面的包围之中。

因此，张良补充了刘敬的观点，认为关中具有阻三面而守的优势，而洛阳却是四面受敌。关中平原广袤，面积达到56000平方公里，而洛阳盆地只有4300平方公里，土地较为贫瘠，根本不适合建立强大的军事防线。张良进一步强调，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其战略纵深和资源丰富程度远胜于洛阳。实际上，刘邦在分封后第二年（公元前201年）就意识到韩王信的封地位置有很大的战略隐患，北接巩、洛，南抵宛、叶，东有淮阳，这些地方都是兵力强盛之地。因此，他决定将韩王信迁至太原以北，显然，刘邦对首都的选择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

再从后世的历史来看，七国之乱和汉武帝的拓边之战都验证了关中作为首都的重要性。若当时西汉的首都设在洛阳，面对叛军的威胁，西汉可能无法如此从容地应对。在七国之乱爆发时，洛阳的地理位置使其面临直接的叛乱威胁。

而在汉武帝扩展边疆时，定都关中又展现了巨大的优势。汉朝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定都关中相当于将皇帝的守边任务进行了落实。关中不仅地理上靠近匈奴，还拥有丰富的军事资源和优秀的将领。此外，关中靠近甘肃、宁夏和凉州等产马重地，这为武帝的拓边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刘敬是如何说服刘邦采纳这些建议的呢？当时刘邦的许多大臣都主张学习周朝的模式，认为洛阳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刘敬则指出，周成王之所以选择洛阳作为都城，是因为他需要一个便于接受各地诸侯进贡的中央位置。然而，这种选择适合周朝的辉煌时代，却不适合刘邦所面临的乱世。在那个时代，文化底蕴和稳固的政治基础是建立洛阳都城的前提条件，而刘邦并没有这些条件。因此，刘敬强调，定都关中才是最符合当时局势的选择，它地势险要，能够有效抵御外敌。

刘邦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并迅速决定将都城迁至关中。

第二点，刘敬提出的和亲政策为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建立了全新的政治联系模式。和亲政策是刘邦在公元前200年白登之战后，面对匈奴强大威胁时的无奈之举。匈奴单于冒顿拥有三十万兵力，刘邦的军队无法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刘邦通过联姻和送礼的方式，尝试缓解与匈奴的矛盾，利用人性和血脉关系建立起一种相对平和的政治关系。虽然和亲的效果未必完全理想，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汉初期的边境压力。 第三点，刘敬提出的建议还包括从关东地区迁移人口，充实关中的军事和民力。这一措施不仅有助于加强关中的防线，也能有效解决内部的叛乱问题。关东地区的贵族曾是秦朝末期反抗力量的核心，如果不将这些势力分散到其他地区，关中的政权就可能面临巨大不稳。刘敬建议将关东的豪族和宗族迁徙到关中，这一战略有效提升了关中的综合实力，增强了西汉政权的稳定性。 总结来说，司马迁对刘敬的评价准确而深刻，刘敬不仅为西汉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还为中国古代的都城选址、外交政策和内部安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刘敬的智慧和远见，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值得敬仰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