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悲悯结局震撼天地，他面对死亡的无畏令人千古传颂，他作为皇帝的尊严让宿敌动容，他高尚的品德让百姓敬仰。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尽心尽力的人，最终仍被命运所负？为什么他十七年的努力化为泡影？为什么他深爱的江山最终成了一场噩梦？为什么一个王朝会随风崩裂？又为什么一代皇帝选择以死来昭示忠诚？他既是悲情的天子，也是一个不算完美也不算失败的末代皇帝。他本不该面临天子死社稷的命运，更不该被迫流寇逼到绝路。他没有撑起即将倾覆的大厦，反而让它坠落得更快。他是命运的玩弄者，虽能力有限，却已尽力而为，他便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

虽说天命不可违，但终究是人事。作为皇帝，勤勉未必能弥补能力不足。我们之所以同情崇祯，无非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大一统的汉族皇帝，无非是因为他真心为国家付出，无非是因为他面对生死从容坦然，无非是因为在亡国之君中，他并非一个坏人。勤勉并不总是福，勤勉做好事可利国利民，但若勤勉行错事，则可能加速国家灭亡。那么，崇祯为何无法为大明续上一口气呢？我们可以从他个人性格与所处时代来分析。

崇祯并非明君。何为明君？大体上讲，明君是能够成就伟业的人，要么为华夏民族立下功绩，要么造福天下百姓——开疆拓土、扫除奸邪、还天下太平，或引领时代发展，亦或成为普天之下百姓的福祉。秦始皇引领时代，汉武帝和明成祖扩展疆土，隋文帝与宋仁宗造福万民，唐宗明高安定天下，这些都是明君的代表。但他们的品行各异，因为时代与机遇不同，他们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因此被称为明君。虽然这些明君各有差异，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宽宏大量，能容人容事。

反观崇祯，生性多疑，对手下官员缺乏信任。十七年间，他换了十九位内阁首辅，这既说明他不善识人，也反映其缺乏耐心和明确的执政理念。如此性格的人，无论多勤奋，也难以称为明君。他对自己严苛，对身边的人同样尖酸刻薄，苛刻和冷酷在孤独的皇帝中尚可，但在国家风雨飘摇之时，却是致命的短板。崇祯曾处死七位兵部尚书，这不是明君的作为，而是亡国之君的表现。对下属要求过高、苛责甚严，最终导致民心离散，国破家亡。

崇祯末年，天灾人祸交加，内外交困。前代皇帝积弊严重，使流民上千万。正值此时，陕西、河南及直隶连年大旱，荒田千里。国家财政无法兼顾北方防务与大规模赈灾，民不聊生，各地民变频发。反抗者四起，哪怕总督们四面围剿，也难以平息，朱家祖坟甚至被迫撼动。内因如蛀虫般腐蚀了大明的大柱。外部方面，东北的皇太极屡次侵犯关锦防线，还绕道蒙古，南下直指直隶，甚至兵临北京，令崇祯无力抵抗。北方重压使大明无法全力镇压民变，内外皆困，两头皆失。

崇祯用人不当，也是灭亡原因之一。他虽然有政治手腕，但不擅长识人用人。内阁和六部官员频繁更换，最终无所成效。温体仁虽被重用，却被载入千古奸臣榜；袁崇焕虽为将才，却近乎自私运用兵力，掏空国库；洪承畴后来又投降清朝。用人失误，使国家无力自救。

崇祯骨气刚硬，宁死不屈，不肯妥协。当李自成率军逼近北京时，他本有两种应对之策：一是与李自成谈判，顺势而为，争取时间；二是迁都南京，保全南方实力，再图北伐，至少可以保住半壁江山。但因官员根深蒂固，拒绝南迁，崇祯无法妥协，最终丧失良机，亡国不可避免。

经济困境也是时代性因素。元代白银大量外流，加之明代人口激增和资本萌芽，货币不足，市场流通受限。再加上官员贪污，将大量白银私藏，导致全国性通货紧缩。百姓和政府缺钱，商业停滞，国家产值增长受阻，财政赤字频发，无力应对内忧外患。

吏治腐败严重，崇祯缺乏果断手腕。明末党争长期存在，温体仁、周延儒、钱谦益的纷争甚至危及国本。各级官员怠政贪腐，崇祯未能整顿。决策缺乏明确方向，常听信一面之词，执行错误策略，反加速国家灭亡。最后号召百官捐款几乎无人响应，而李自成入城后，官员纷纷献财求保命，这也成了对崇祯的讽刺。 最后，崇祯缺乏能够挽救大局的能臣。他所处时代，虽有杨嗣昌、左良玉、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祖大寿、吴三桂等名将，内外抵御敌患、平息民变，但朝中无一人能扶起倾覆的王朝。北京及南方六部官员多书生，缺乏实战能力。再加上崇祯多疑，不肯分权，即便有如张居正般的贤臣，也可能早被杀戮。 综上所述，明末崇祯时期，天命已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人才凋零，皇帝能力有限，不知顺应时势，上下内外一片混乱，最终导致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口气也随之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