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六年三月，四川巡抚兼提督军务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国英，向清廷递交了一份揭帖，题为《为塘报降将噪叛欲逃我兵追剿殆尽》，汇报了他在四川镇压明朝降军叛乱的行动。然而，李国英在报告中引用的清军塘报细节却令人细思极恐，甚至有些地方显得清军杀良冒功。

李国英在文中提到，最早有一位名叫王基城的明朝将领投降，被他收编入麾下。然而，王基城后来又与四川的南明军勾结，企图攻打李国英驻守的保宁。于是，李国英暗中命令下属林时泰、李化、廖启芳和鲜可强四人将王基城斩杀。王基城被杀时，李国英已占领潼川绵竹一带，他认为这四人出卖主将心迹颇明，便安排他们在刚攻下的潼川、中江、射洪等地，自行带领部下及家眷开垦田地，自食其力。

顺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林时泰等人发塘报称，南明总兵杨展及反正军将领武大定正在筹集兵力，准备北上先攻潼川，再攻射洪县，请求囤积粮草。李国英得知消息后立即调兵应战，亲率甲喇章京杨正泰、郭云龙、朱明登，成都总兵惠应兆、保宁总兵严自明从龙安出发；抚标中军参将黄国遴、游击刘体君向潼川进发；惠应诏麾下游击惠应杰从射洪方向出发；永宁镇总兵柏永馥、夔州总兵卢光祖、叙州总兵马化豹派出麾下游击杨英、王希秀、都司张喜龙向射洪方向侦察。

显然，李国英仍不完全信任这些刚投降的将领，因此又命副将曹纯忠、成都总兵标下都司吴进才、宁羌参将王明德麾下都司周祥支援黄国遴和刘体君，防范降将作乱。果然，十二月二十八日二更时分，林时泰、李化、廖启芳三人在潼川城内反叛，黄国遴部清军遭到官兵尽行抢杀，黄国遴本人负伤逃出城池。李国英随后汇报称，清军仅损失12人。

李国英随即派汉八旗将领甲喇章京杨正泰、郭云龙、朱明登及副将丁国用前往潼川进攻林时泰等反叛将领。同一天，鲜可强在射洪县城也举起反清旗帜。清军试图渡河进攻射洪，但城内明军提前解开拴船绳索，大多数船只随水漂走。

回顾当初四人谋杀王基城的行动，其实意义有限。林时泰等人最初并未打算反清，但顺治初年四川清军生活极其艰难。李国英自己曾写道：至于田地向荒十分之九者，今已全荒，民存十分之一者，今已将尽。不但兵民不能存活，即文武等官，年半无俸，资斧久竭，米珠薪桂，日食甚艰，饿死者纷纷见告矣。林时泰等人不愿追随王基城反清，可能仍抱有对清廷的幻想，希望有固定粮食和军饷以养手下，而李国英连自己下属都难以供养，只好让他们自行屯田。

然而，田地向荒十分之九，盯着这点破田地无异于等死。林时泰等人出卖主将，本意是找个铁饭碗，结果清廷四川当局却要求他们带领部下屯田，这让他们的生存更为艰难。李国英的史料也提到，林时泰等人多次乞求粮草，否则恐真要饿死。《清世祖实录》记载，四川巡抚李国英奏报：叛将王基城旧部林时泰等前杀基城来降，臣是以待之不疑，令分防中江、潼川、射洪等处，时泰等屡次乞粮臣以非额设未给，遂据城噪叛，杀死射洪知县杨于朝。臣随遣副将曹纯忠、游击惠成杰等分兵攻巢刀斩获无算，时泰等俱溃遁。

林时泰举旗反叛后，李国英副将曹纯忠率兵包围潼川城，刘体君部也与曹纯忠会师。不出一天，清军攻入潼川城，杀死城中兵马无数，守军溃败，林时泰率残军逃出。清军自称活捉500多名士兵，并将其斩首，俘虏妇女55人，缴获马骡85匹，但武器盔甲数量极少：弓箭16副、撒袋10副、大旗10杆、小旗10杆、盔甲18套、腰刀21把。可见清军实际歼敌人数可能远不如所报。

林时泰等部阵亡人数可能不足100人，甚至连50人都未必。与此同时，鲜可强部也在雷打石被丁国用、王希秀追击，都司朱贵斩杀一人，夺回巡西道大印。清军自称百余人阵亡，活捉数十人并处决，但缴获依旧稀少：仅6匹马骡、2头牛、4头猪、男女6人，几乎没有武器装备。

由此可见，清军在镇压林、李、廖、鲜四将反清起义中，实际损失可能很大，而杀良冒功现象也很明显。雷打石战役中，清军自报百人阵亡、活捉几十人并斩首，然而几乎没有缴获武器，只有少量牲畜和六名男女俘虏。牛和猪的存在，更让人怀疑是无辜农民受害。潼川城战斗中，缴获武器数量远低于清军所报的杀伤人数，因此林时泰等人大部分兵力基本全身而退，清军称因军粮不足未能追击，更显得有些夸张和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