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这个名字，大家通常会提到他的胡服骑射和沙丘之困。其中，胡服骑射代表了赵国的黄金时代，而沙丘之困则是赵国走向衰退的转折点。这两件事正好体现了赵武灵王的谥号——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武是褒义，代表他克服了困境，取得了成功；而灵则是贬义，代表他最终因内乱而败落，国力衰退。赵武灵王，这个名字，承载了两面性。 先说说沙丘之困是怎么回事。赵武灵王废除了公子章的太子之位，直接立了小儿子公子何为赵王，也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自己则去了代地，专注于开疆拓土。然而在公元前295年，赵惠文王四年，赵武灵王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公子章前来朝拜自己的弟弟公子何，心里感到不忍，想把代地划给公子章，两地共称王。但这一计划还没决定，就发生了沙丘之变。公子章试图杀掉弟弟自立为赵王，却被赵国的两位贵族李兑和公子成所杀。这两人不止杀了公子章，还将赵武灵王围困在沙丘之宫，长达一百多天，不给食物也不杀他，最终赵武灵王饿死在这里。 这是《史记》中的记载。表面上看，沙丘之变的故事似乎是成年哥哥企图篡位，结果被弟弟的大臣反杀，而这些大臣为了避免受到赵武灵王的报复，不得已才将他围困，最终让他饿死。这种情节似乎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宫廷争斗的模式。

但细看《赵世家》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公子成——也就是参与围困赵武灵王的贵族之一——在赵武灵王的十九年春天就公开反对赵武灵王的改革。当时赵武灵王推动胡服骑射，这项改革遭到了国内贵族的强烈抵制。公子成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达了对这一改革的反对，认为赵王推行胡服会改变传统文化，导致国家的根基动摇。言辞尖锐，毫不客气。 然而，赵武灵王坚决推进改革，最终亲自去公子成家中解释动员。也许是因为赵国在对抗秦国时屡遭失败，国际局势危机四伏，迫使公子成屈服，最终同意了改革的推进。这样，胡服骑射的改革才得以顺利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公子成可能是赵武灵王的弟弟，赵武灵王称他为叔，这表明公子成是王室贵族的一员。虽然公子成表面上支持改革，但他的反对理由也很明确，那就是胡服骑射破坏了旧贵族的利益。就像历史上其他国家的贵族对改革的抵制一样，赵国的旧贵族们担心改革后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会受到威胁。

胡服骑射，这项改革是赵武灵王为增强赵国的国力、改变长期受困于四面夹击的局面所提出的。它的外部推动力来自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赵国在与秦国的战斗中屡次失败，急需改变。但在初期，国内的矛盾相对次要，大家一致对外，但随着改革逐渐取得成效，外部压力缓解，国内矛盾逐渐浮现。赵武灵王时期的赵国内部有两大势力：一是代地的势力，以公子章为代表；二是邯郸贵族的势力。由于赵文惠王年轻，暂时无法主政，王室贵族实际上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赵武灵王在此时倾向于支持代党的改革，胡服骑射的推行直接让代地的势力上升，而邯郸贵族的地位则受到削弱。 而李兑，早在沙丘之变前，就曾考虑除掉公子章。他认为公子章的力量过于强大且野心勃勃，长期联络贵族并与公子成进行交流。如果我们将沙丘之变看作李兑和公子成联合策划的政变，这也不无道理。 沙丘之变的本质，是赵国贵族之间对王权的争夺。变故发生后，李兑和公子成成为了赵国的实际掌权者。可以推测，赵国的史官可能受到李兑和公子成的影响，将赵武灵王描绘成昏庸无能的国君，而公子章被指责为贪欲过重。李兑和公子成则被视为定国安王的英雄人物。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毁了六国的史书。也许赵国的史书没有被完全销毁，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广泛引用了其中的内容，可以从《赵世家》的表述中看出，这些历史资料很可能经过了当时赵国史官的润色和修改。 沙丘之变后，邯郸贵族逐渐掌控了赵国的政权，但代地和邯郸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由于地理和政治因素，朝廷与军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代地与邯郸的深刻矛盾，最终导致赵国的衰落。到了赵王迁七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军攻占井陉，直指邯郸。此时的赵王迁轻信了秦国的反间计，误以为赵国名将李牧谋反，结果将其处死，赵国的军队瞬间崩溃，赵国也走向了灭亡。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提到李牧时，说他是赵之北边良将，负责防守代地的匈奴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