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这是一段堪称传奇的历史，就像一幅气吞山河的画卷，展现着红军战士在天地之间与敌人激烈搏斗的壮丽场面。这是一次充满热血与激情的旅程，红军为了革命的理想，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这条漫长且艰苦的征途。他们跨越山川，经历无数困难，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段历史不仅值得我们钦佩，它更像一盏明灯，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然而，你或许不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完全了解长征的三个真相。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真相不被关注或者不为人所知。事实上，长征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提到这三个真相，并不是要推翻大众的认知，而是为了让大家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这些真相，进而更好地领悟长征的真正意义。

【1、长征开始不叫长征】 提到长征，大家耳熟能详，尤其加上二万五千里这一数字，更让人感觉这是一段漫长且充满挑战的旅程。尽管长征的路途漫长且艰辛，然而最初这场征程并不叫长征，而是被称为西征。

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了重大损失。敌军采用了碉堡战术，逐渐逼近，红军的处境愈加艰难。经过多次讨论和深思熟虑，领导团队最终决定采取新的战略，以便应对眼前的困境。

于是，红军决定派出两支队伍。第一支队伍是红七军团，亦被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向北并且向东进军，用这种方式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从而为中央红军争取更多的生存和转移机会。简单来说，他们就像是诱饵，为中央红军的安全转移创造条件。红七军团里有一位后来被称为战神的人物——粟裕。

第二支队伍是红六军团，由萧克担任军团长，他们的任务是向西进军，力求与红二军团会合，共同为中央红军创建更大的根据地，为后续的战略提供支持。红二军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察，为后续作战铺平道路。

因此，那个时候这场战略转移被称作向西进军。

然而，长征这个词并非由朱德一人提出。实际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时，就已提到过长征这个概念，但他所说的长征并不完全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明确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因此，实际的提出者应当是包括朱德在内的多位红军领导人。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的彝族区域时，发布了一份布告，宣称：红军万里长征，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展现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和不可阻挡的进军势头。尽管朱总司令提出的长征概念没有立即获得广泛认同，但这个概念最终在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事实上，长征这个词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归功于毛主席。在1935年11月的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这的确是一场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这一言辞将长征推向了历史的高潮。此后，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了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早期的西征逐渐被遗忘。

【2、红军西征初期，目的地并不是陕北】 虽然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是陕北，但在一开始，红军并没有将陕北作为目标。事实上，红军的目标在长征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变动，最终才确定了前往陕北。 红军领导人在长征初期并没有清晰的目标，许多决定都是根据当前的形势进行调整的。虽然毛主席和红军高层在长征过程中时常感到迷茫，但毛主席的判断力和应对能力，使得红军能够不断战胜困难。毛主席特别擅长在困境中做出决策，调整战略，带领红军一步步向前。 最初，中央红军的目标是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然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在黎平会议上，红军决定在黔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放弃了原本的湘西计划。 随着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并在湘江战役中取得胜利，毛主席提出了新的目标，转向黔北。经过多次会议和讨论，红军决定建立川黔边区根据地，为未来的战略布局奠定基础。 到了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开始了新的战略方向：川西或川西北。这个决策至关重要，为后续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及飞夺泸定桥等战略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3、遵义会议中，张闻天和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是有原因的】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和王稼祥选择支持毛泽东，而非支持他们的同学博古。这一决定背后有深刻的原因。 博古作为王明的代表，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军事上依赖外国顾问李德，管理上则过于独断专行。这种固执和刚愎自用的性格，使得博古在战略决策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经过与毛主席深入交流后，逐渐认同了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领导力。 他们支持毛主席，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长时间的相处和思考之后做出的理性决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成为毛主席领导地位确立的重要因素。 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获得了更高的领导权，这一转折点为红军在接下来的长征中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