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城隍庙恢宏大气的山门牌楼上，题刻着“保障海隅”四个金字（自右至左）的横额格外显眼。这座“保障海隅”山门牌楼，如今已成为上海城隍庙的重要标识和文化象征，而关于其历史渊源，要从明代嘉靖年间“上海城隍坊牌”即邑庙山门牌楼之兴建说起。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上海知县冯彬撰写的《建上海城隍坊牌记》中，较为具体地记录了这座山门牌坊的修建始末以及“保障海隅”（原文作“海隅保障”）题额的由来，同时还反映了身为儒家士大夫官僚的冯彬对城隍崇祀的礼制文化内涵、政治象征与现实社会功能的基本看法，值得细致解读。

图1 上海城隍庙山门牌楼，“保障海隅”的横额格外显眼，王群韬摄

一、上海城隍庙山门牌坊之兴建

《建上海城隍坊牌记》刻立于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原碑现已不存，碑文的主体内容在明万历十六年版《上海县志》、清康熙二年版《松江府志》、嘉庆十九年版《上海县志》、同治十年版《上海县志》等旧志中均有著录，碑目作“知县冯彬城隍坊记”或“重建城隍坊记”。民国学者徐蔚南（笔名泽人）在其1941年刊载于《学林》第十辑的《上海金石录》中著录此碑全文，题为“建上海城隍牌坊记”。潘明权、柴志光编《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也收录此碑，题为“上海县城隍坊记碑”，并从清康熙《松江府志》中辑录碑文，然将刻立时间误作“万历二十四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石刻文献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收录《建上海城隍坊牌记》拓本，并附有高清图片，为我们提供了该碑迄今最完整的拓片资料。

图2 明嘉靖十五年冯彬撰《建上海城隍坊牌记》拓本（局部），收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石刻文献选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80页

这通碑文的撰写者冯彬，字用先，又字不胜，号桐冈、桐江，广东雷州府海康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初授温州府平阳县知县，嘉靖十四年（1535）调任上海县知县，至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选授云南道监察御史，嘉靖二十三年（1544）巡按广西，嘉靖二十五年（1546）任松江府知府，在任期间重学校、兴教化、劝农桑，多有惠政于民，以刚直不阿、公正廉明著称。

从碑文内容可知，时任上海知县的冯彬，在乙未年（嘉靖十四年）秋八月到任后便循例参拜了朝廷祀典所列诸神，而对于位处“邑西北隅”的城隍庙尤其重视，每月朔望率领僚属来到邑庙进行参拜，并且常常见到上海地方民众崇祀城隍神之虔诚。关于城隍庙山门牌楼的修建缘起，冯彬在碑文中指出，上海城隍庙旧有山门十分狭窄，不便出入通行，住持管理城隍庙的道士们遂在周边的市井、乡村广泛募化财物，兴建了一座规制更为宏阔的山门牌坊（城隍坊牌）。

到了第二年（嘉靖十五年）三月八日，在城隍庙山门牌坊即将告竣之际，冯彬恰好来到庙中，于是在场众人请他为这座新建的山门牌楼题写横额。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冯彬将这座山门牌坊的题额文字定为“海隅保障”，以昭示邑庙城隍神保障上海、护佑阖境之功。当时有一位来自温州府永嘉县、擅长书法题字的幼童来到城隍庙，冯彬或许是因为从温州府平阳县调任上海的缘故，就决定让这位幼童来书写“海隅保障”四个大字，然后再由工匠镌刻于山门牌坊的横额上。

二、城隍崇祀的礼制依据与政治象征

冯彬在碑文中除了记述上海城隍庙山门牌坊之兴建始末，还表达了其对城隍崇祀的礼制依据、政治象征及社会功能等问题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彬在碑记中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邑乏城池，曷为庙之？”即注意到当时的上海县尚未修建城墙，并没有城壕、护城河，那么，何以修建城隍庙、祭祀城隍之神？具体而言，“城隍”一词的本义是为守卫城邑而修筑的城墙（城）及其四周的护城堑壕（隍）；然而，上海县的“城”、“隍”设施实际上迟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抵御倭寇入侵时才修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冯彬在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至嘉靖十七年（1538）七月担任上海知县期间，上海县并无“城”与“隍”，建庙崇祀城隍神的依据何在呢？

显然，作为儒家士大夫知识精英的冯彬，其思想立场与崇祀观念以儒家礼法和道德内涵为核心原则。“邑乏城池，曷为庙之？”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涉及儒家礼制深刻的“祭统”观念和“祭义”思维，即对祭祀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和祭祀礼仪的原真性意涵进行追溯、论证。对于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冯彬在碑记中给出的答案是“遵时制也”，即认为当时上海县城隍庙的修建盖因“遵制建庙”。在明代，城隍庙被列入国家祀典，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与积极支持。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便大封天下城隍，建庙崇祀，并按地方行政级别分为五等，其中县邑一级的城隍神封为“显佑伯”；次年六月诏令去除封号，止以地名，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明天顺年间（1457-1464）上海知县李纹重修城隍庙时，也将明太祖加封城隍神的诏令文字勒石，立于邑庙之内，以昭示城隍神的正祀属性。由此来看，嘉靖十五年时上海县虽然尚无“城”、“隍”设施之物质载体，但亦须遵照当朝之“时制”，即洪武初年以来朝廷关于城隍崇祀之制度，建立相应规格等级的庙宇，崇祀“上海县城隍之神”。换言之，此时地方社会的城隍崇祀及其祠庙建置，其核心内涵已经超越了“城隍”作为物质形态的本义，而被赋予了护佑本境、守土安民等更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象征意义。正如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吉宏忠道长认为，“保障海隅”的邑庙，体现了城隍崇祀本质上是一种护佑特定社会区域的“境土信仰”，是以“保安境土”为核心理念和终极目标的传统信仰文化。

更深一层，在传统中国社会秉持“明有礼乐，幽有鬼神”的治理原则下，城隍神被认为具有与现世的地方官“分阴阳而治”、赏善罚恶、监察司法公正之权柄，能辅助、监督地方治理并推动儒家道德教化，具有守土化民、安定地方的重要现实功能。因此，地方府州县长官上任伊始拜谒、修缮城隍庙，“先誓城隍尊神而后临民”，不仅是对儒家礼制传统和国家祀典体系“崇德报功”核心观念的积极实践，更是其为官公正廉明、地方社会安定的理想昭示与政治象征。

由此来看，城隍崇祀的礼制依据与政治象征、社会功能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契合性，而这也是冯彬到任上海后“例得谒诸神，新教令”并“月朔望，率僚吏至”城隍庙的重要原因。身为上海知县的冯彬，通过参与邑庙修缮、崇祀活动所要昭示的，也正是为当地百姓“御灾捍患”、护佑本境安宁之功绩与职责。正如他在碑文最后阐发：“夫㓗宇以妥灵，修诚以格幽，时祀以崇报，有司事也。吾无负神，神岂负吾民者哉！”

三、从“海隅保障”到“保障海隅”

如前文所述，明嘉靖十五年（1536）上海城隍庙山门牌坊修建告竣之际，由知县冯彬为牌坊横额题名“海隅保障”。那么，最初的“海隅保障”题额是何时变为我们今天所见“保障海隅”的呢？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变迁？

实际上，此后上海城隍庙历经多次重修、改建，尤其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大火焚毁了庙内许多建筑，由知县李继周重新修建。清代、民国以来上海城隍庙更是屡遭火患，多次重修，其山门牌楼也可能经过不同程度的修葺焕新。然而，由于缺乏直接史料记述，我们目前尚难考证此处题额由“海隅保障”改为“保障海隅”的确切年代。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明嘉靖年间以后的上海方志文献中发现一些线索。据明万历《上海县志》、清康熙《松江府志》等志书中引述冯彬碑记时对山门牌楼题额的相关记载仍作“海隅保障”来看，这一题额文字可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得以存续和沿用。

图3 万历《上海县志》卷六《秩祀志·祠庙》所载“海隅保障”

我们目前在现有史料中发现的最早关于上海城隍庙山门牌楼题额写作“保障海隅”的记载，见于清嘉庆十九年版《上海县志》，该志卷七《建置志·坛庙》引述“嘉靖十四年知县冯彬记略”，其文写作“保障海隅”。如果此处文字顺序的改变并非单纯的笔录讹误，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清嘉庆《上海县志》编纂者在当时上海城隍庙山门牌楼上见到的横额可能已经变为“保障海隅”。

图4 嘉庆《上海县志》卷七《建置志·坛庙》所见“保障海隅”

另据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李纪道长介绍，1966年“文革”开始后，城隍庙停止宗教活动（1995年正式恢复开放），山门牌楼上的横额一度被人用水泥糊上，外面重新覆盖一层题字，内容改为“豫园商场”四字，直到2000年上海城隍庙为准备陈莲笙道长的升座仪式，对山门牌楼进行修复，在撤除“豫园商场”题字并剥离横额位置上的水泥时，露出了“保障海隅”四字的旧题横额。据此可知，上海城隍庙山门牌楼的题额文字由“海隅保障”变为“保障海隅”的时间下限当不晚于上世纪60年代。

附录：《建上海城隍坊牌记》碑文

碑首篆额“建上海城隍坊牌記”

建上海城隍坊牌記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知上海縣事雷阳馮彬撰

邑西北隅，有廟翼然，即城隍廟也。邑乏城池，曷为庙之？遵时制也。

歲乙未秋八月，馮子至上海，例得謁諸神，新教令，喜上海之無淫祠，而獨致隆於是庙焉。月朔望，率僚吏至，則見趨者、謁者、拜者、跪而禱者鱗次於廟下，張燈燭，焚楮幣，致虔誠，煌煌亘曙方散，謂非人心翕聚，故靈爽通著欤？

廟舊有門甚隘，司廟者群井市鄉落之財，建牌坊一座，黝堊焕若，以答神休。功將就，而馮子適至，因請題。馮子命之曰“海隅保障”，昭神功也。時有永嘉幼童善大書者至，即命書之。寔丙申三月八日也。

夫㓗宇以妥靈，脩誠以格幽，時祀以崇報，有司事也。吾無負神，神豈負吾民者哉！記之。

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五月吉旦立

邑人龔壽之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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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科研课题“明清时期上海道教宫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合作课题“正一道教史研究”（321-242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