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古代学术的灿烂余晖

张澍（1776年—1847年），字时霖，号介侯，甘肃武威人，有清一代甘肃最有成就的学者。《清史稿》有简传。张澍出生于一个普通读书家庭，父亲张应举，以塾师为生。由于父亲科举无名，聪颖的张澍自幼便承载着家里殷切的功名期待。他七岁入天梯书院，受教于武威进士刘作垣门下。刘作垣学有根底，颇有著述，他的教育让张澍受用终生。

张澍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时年24岁。同榜还有王引之、张惠言、陈寿祺、郝懿行等著名学者，所以《清史稿》本传说该榜“得人最盛”。中进士后，张澍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庶吉士是一榜进士中的佼佼者、翰林人才的后备军，他们不仅有鸿儒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能读到许多稀见典籍。因此，三年庶吉士的培训，对于张澍史学素养的提升必然大有裨益。此后，张澍史学成就不凡，当与此有关。

嘉庆六年（1801年），庶吉士生活结束，张澍被遴选为贵州玉屏知县，开启了其仕宦生涯。短短两年间，他还署理过贵州遵义知县、广顺知州等，也初步见识了基层官场的不堪。有一次，云南巡抚路过张澍县治，随行者狐假虎威，向张澍索要钱财，张澍不仅不给钱，还杖责了该随从。“打狗还得看主人”，张澍没有因为随从的主人尊显而苟且屈尊，体现出刚正、廉洁的循吏本色，当然，这么做的后果，肯定会给云南巡抚留下较为复杂的看法。两年后，张澍对官场颇感失望，他称病辞职。

辞职后，他开始了七年的漫游和教书。期间除了两次任教于书院之外，都游历于大江南北，江南、中原、汉中、河西、京师，都有他的踪迹。寻师访友、增益学问、等待时机，成为他游历的核心目的，比如他在扬州谒见自己的座师、一代名宦阮元，在苏州遇到诗人张问陶，在嘉兴拜访学者钱仪吉，在长兴拜谒同乡邢澍，在镇江遇到史学家洪亮吉。江浙地区是乾嘉学术的核心发源地，也是地方汉学家最集中的地区，张澍游历于此，也必然会促使他越来越向主流学风靠拢，越来越走入以目录、版本、辑佚、辨伪为主阵地的乾嘉考据学深处。

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家计艰难，张澍回到北京，等候补官。两年后，他得以出任四川屏山知县。此后，他为官于四川六年时间，先后任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在大足县，他第一次发现了大足石刻举世闻名的价值。期间他多次登临宝顶山和南、北山，观摩、记录这里丰富的石刻，并形成《大足金石录》一稿（45篇）。至今张澍题字“辰秀太清”仍镌刻在大足县南山崖壁，苍莽神秀，增益着大足石刻的文化价值。自孙星衍、邢澍、王昶等以来，清代金石学蔚为风潮，张澍就是其中极具慧眼、识见卓越的学者。

张澍在痴迷于古籍、金石的同时，心中始终有一个清廉循吏的样板。也因此，他在基层官场上屡不称意。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蒋攸铦任四川总督。蒋攸铦与张澍有师生之谊，按理来说，当自己的老师莅任总督时，张澍完全可以时来运转、华丽转身，但骨鲠的个性却使张澍在老师跟前没有讨得半点好。蒋攸铦询问张澍四川官场的情况，张澍说：“您刚刚莅任，就迅速提拔官员，比如某太守贪污，某县令佞佛，他们是因为贤明而提拔的吗？我以前期望您像文翁、诸葛亮那样地教化、治理蜀地，不料您却如此刚愎自矜。”（参李鼎文《甘肃文史丛稿•张澍》）这似乎不像是学生请益老师的话，而更像是上级训示下级的话。一个县令敢于如此训示一品大员，堪称寥若晨星。当然，这个县令以后仕途之暗淡，我们闭着眼都能想到。

嘉庆二十六年（1820年），张澍出川，返回故里武威。此后，经过五年家居、等候补官，他终于获得了第三次出仕的机会。道光五年（1825年），张澍出任江西永新知县。此后的五年时间，他一直都任职于江西，先后任临江府通判、泸溪知县。道光十年，他以年老体衰辞职，从此彻底告别了官场。返乡途中，他还拜访了宋翔凤、陶澍、俞正燮等名流。晚年长居于西安。

张澍著述等身，已刊十余种，未刊稿数十种。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在乾嘉考据学中巍然大家的地位，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也大放异彩。梁启超曾评论道：“甘肃与中原窎隔，文化自昔朴僿，然乾嘉间亦有第一二流之学者，曰武威张介侯澍。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能关注到张澍，是因为张澍学术成绩突出；而评之为“第一二流之学者”，即介于一、二流之间，让人又不免疑惑。在我们看来，张澍是当仁不让的乾嘉学术名宿，毫无疑问居一流之列。

张澍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上，其中最突出的是姓氏学。姓氏学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之学，但古来有价值的著作相对较少，张澍一人撰“姓氏五书”：《姓氏寻源》《姓氏辩误》《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古今姓氏书目考证》，将衰微的姓氏之学推向了空前的高度，连《清史稿》都称“姓氏五书尤为绝学”。著名史家赵俪生也称：“《姓氏五书》确为清代学术中之一巨著。”（《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

张澍是西夏学史上凿开鸿蒙之第一人。西夏是一个绵延近两百年的政权，其制度、文明高度发达，可惜被成吉思汗彻底性地摧毁了，西夏文由此也石沉大海，无迹可寻。嘉庆九年（1804年），张澍赋闲于老家，他来到武威城北的清应寺，看到一座被前后封死的碑亭，喜好断碣残碑的他不顾僧人劝阻，剥开封砖，看到了复杂难懂的、类似楷书的文字。经过研究，他断定这就是早已湮没的西夏文。由此，西夏文由神龙无迹到有迹可循，其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后来，宁夏、河西等地陆续发现了西夏文献，西夏学终于成为时代的独门绝学。

张澍的辑佚成就亦高。他辑佚而成的《二酉堂丛书》，苦心孤诣地搜集到周、秦至隋唐时期已经散佚了的36种著述，成为清代辑佚名著。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文献，一半以上都是有关河西的，这也反映出张澍学术的地域视角和执着的家乡观念。此前从未有人这么用心整理河西文献，张澍的研究影响大，对于晚清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也有着导夫先路的积极意义。

此外，张澍还在方志学上有高度成就。他编纂的《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是十分重要的乡邦文献。方志一般由地方官员挂帅组织，成于众手，质量不免丛杂。像张澍这样的重要学者独立完成的方志，一般都会成为名志。

张澍的学术成就不止于此，限于篇幅，不再胪列。他还有许多手稿今藏于法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掠夺完敦煌文物之后，又在西安从张澍后人手中收购了大量张澍手稿，携往巴黎，今藏巴黎图书馆，这不能不说是张澍学术的一件憾事。

总之，张澍是个学术高产者和多面手，在乾嘉学术的许多领域都有杰出成就，就连晚清名臣张之洞，也赞许张澍是“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书目答问》）。他的存在，就是“西北故家”礼乐声华的压舱石，是陇右古代学术的灿烂余晖。

附录张澍诗：

《金城关》

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鸾憧影出冈峦。

轮蹄不断氛烟靖，风雨常愆草木瘝。

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湾。

（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编辑：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