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几个祸国殃民，作恶多端，最后却活过了90的国民党败类——

第一个，活了97的谷正文。

这个被台湾民众称为“活阎王”的军统特务，早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后凭借狠辣无底线的手段被戴笠看中，成为军统核心骨干，退守台湾后更是深得蒋介石重用，一手主导了无数冤案。

1950年，他利用叛徒蔡孝乾的招供，顺藤摸瓜拆解核实情报，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导致40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包括吴石、朱枫等大批革命者惨遭枪决。他办案从不用确凿证据，反而擅长心理战与酷刑逼供，电击、水牢、烙铁是家常便饭，更会伪造证据、罗织罪名，经他手定罪处决的无辜民众不下千人。

《台湾白色恐怖档案》中明确记载：“谷正文主导的多起案件，均存在刑讯逼供、伪造证据情形，是造冤魂的直接元凶”。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晚年接受采访时，不仅对自己的恶行毫无忏悔，反而得意炫耀“办案技巧”。

1990年失势后，他虽独居老房、晚景孤寂，却依旧活到2007年，以97岁高龄寿终正寝，这样的长寿对无数受害者家庭而言，无疑是迟来的正义之痛。

第二个，活了103的孙元良。

这位黄埔一期生堪称国民党将领中贪生怕死、品行败坏的极致代表。孙元良一生有五次临阵脱逃的铁证：北伐南昌之战中临阵遁走导致城池失陷，南京保卫战中抛下部队乔装逃亡，淮海战役中再次弃军而逃，连淞沪会战和退台途中都不忘脚底抹油 。

更令人不齿的是他的贪腐与荒淫，淞沪会战期间，他克扣国防工事费中饱私囊，强行扣留上海学生慰问团的女学生，直言“作战有功，做点小事无妨”，其寡廉鲜耻遭到部下强烈不满 。

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兵团司令官，对辖区百姓横征暴敛，无恶不作，遭到进步舆论痛斥：“孙元良贪生怕死、克扣军饷、作风糜烂，所谓‘抗日名将’不过是虚假包装，其本质是祸国殃民的败类” 。

退守台湾后，他凭借早年搜刮的财富远离军政漩涡，潜心经营生意，2007年以103岁高龄病逝，成为国民党高寿将领中最遭人唾弃的“逃跑者”。

第三个，活了90的钱大钧。

这位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堪称“贪腐好色+反共屠夫”的集合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随后又积极参与围剿南昌起义部队和中央苏区红军，手段残忍至极。

1931年武汉爆发特大洪水，他竟公然宣称“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准军队参与防汛，直接导致汉口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灾惨案，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葬身洪水。更遭人唾弃的是他的贪腐与私生活，1939年和1946年，他利用职权大肆贪污私分军火，即便被举报撤职，也能很快“东山再起”；私生活上，他在妻子欧阳藻丽病重时，趁机迎娶17岁的小姨子欧阳生丽，事后妻子病愈，竟形成姐妹同侍一夫的荒诞局面，被时人嘲讽“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民国军政人物丑闻录》中评价：“钱大钧无战功无政绩，仅凭对蒋忠诚与钻营之术身居高位，贪腐好色，草菅人命，其行径为人所不齿”。退守台湾后，他虽只任虚职，却凭借积累的财富与优厚待遇安享晚年，1982年病逝，终年90岁。

第四个，活了93的杨森。

这位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出了名的“军阀屠夫”与“荒淫无耻之徒”。早年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他凭借狠辣手段扩充势力，统治四川期间，推行高压政策，大肆屠杀，1925年镇压重庆工人运动，造成多名工人领袖牺牲，史称“重庆惨案”。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与内战，作恶多端，连亲侄女都杀，兵败后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

杨森的荒淫在国民党军政界臭名昭著，一生娶了12位妻子，生育43个子女，更有强抢民女、虐待妻妾的恶行，晚年甚至不顾伦理，迎娶年仅17岁的中学生，被时人痛斥“禽兽不如”。

《民国军阀史》中评价：“杨森集军阀的残忍与流氓的无耻于一身，荒淫无度，是旧中国军阀丑恶本质的典型代表”。退守台湾后，他凭借“元老”身份享受特级待遇，每日养花遛鸟、沉迷享乐，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毫无反思，1977年在台北病逝，终年93岁。

第五个，活了92的邓文仪。

这位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是白色恐怖的重要推手。

作为黄埔一期生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他深得蒋介石信任，曾任力行社书记、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长期掌控国民党的政工与宣传大权。

30年代，他积极参与围剿红军，在苏区周边推行“保甲连坐”制度，镇压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无数家庭因他的政策家破人亡。抗战期间，他极力推行“溶共、防共”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逮捕杀害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

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编造虚假战绩、美化独裁统治，同时指挥政工系统从事特务活动，迫害民主人士。《民国特务史》评价：“邓文仪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喉舌与爪牙，其主导的政工宣传与特务活动，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破坏”。

退守台湾后，他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等职，晚年专注于整理蒋介石相关史料，1998年病逝，以92岁高龄善终，其罪行也随时间被逐渐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