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举例讲起，《尚书·尧典》是什么时代的文献？

此问题可以有好几个答案。最早甚至可以说到尧时代。由于该文献的要点在于传衍尧时期的遗言，亦或当时国家神庙的“公文”；所以，不宜彻底地否定其内文会包含源自尧舜时期的蛛丝，甚至不宜否定作为国王的尧曾经有定法典的可能性。

但学界应该没有人以为，可将《尚书·尧典》的成文时代真正溯源至尧舜时代。从该篇之语文判断，大部分学者认为，《尧典》成文年代可以溯源至西周晚期。

作这种判断的依据，并不是因为在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上，有记录尧舜之事，而是因为《尧典》的用词和句法，与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上周王宣令这一类记录相近。

因此，这既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尧时期，亦是在表达西周晚期的政权文化；在此基础上，由于迄今我们实际上并未见过东汉之前的《尧典》版本，故现今的《尧典》还表达了汉代对尧时期的认识。

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我们手里甚至也没有完整的汉代版本，因为东汉《熹平石经》的残石过于残缺。因此迄今所见的最早文本，只见于唐代《开成石经》或南宋纸本。

在欣赏清宫旧藏《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南宋刊本时，我们看到的是宋代善本，并欣赏宋、元、明、清历代皇帝在善本上所留的印（图一）。现在常见的清代或甚至二十一世纪出版的版本，其年代则更晚。这就是“万世之经”，年代涵盖了几千年的范围，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它会展开不同的意义层面。

儒家思想是二千多年来，东亚社会主要理念、精神文化核心之基础。但若按前述之理去追问《论语》的年代，同样可以搜集到很多跨时空的答案，并且，每一种答案，其实都准确无误，它们只是呈现了“万世之经”的不同层面。

儒家经典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持续扩展其影响力，逐渐成为了万世之经。因此，现代人已经难以想象，孔子语录曾经只是被少数学徒传承和讨论。而且，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子语录与后来的“儒家经典”并非是相同的性质的现象。宋代人早已意识到，经典所表达的“正统儒家”已经不是孔子的学说。那么，儒家思想大传统的渊源究竟为何？

举凡世界主要文明，都自有其流传万世的经典，有足以代表与延续文明的重要思想、价值观和理念。这些经典书籍的内容多元而广泛，数百千年以来，虽经学者们不断地研究，许多内容还是难以理解。

在笔者的定义中，“经典”本身就是个历史概念，应归入历史的范畴。尽管各文明典籍的内容不同，却都呈现一种共同特征：即“经书”的形成与发展是长期演变的结果，这个过程涵盖了不同的历史和社会阶段，也蕴涵了不同时代的观念与理想。

这些渊源于古代故事及思想的分散记载，经过几百年口传及抄录的流传过程后，纔被编辑、合并成“经”。在此过程中，每一代的抄录者，都会稍微加入其自身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文本的理解，或稍微误解原来的意思。不过，从“经典”的角度来说，这并非“误解”，因为“经”的核心特质之一，就是它涵盖了不同时代的观念。因此，历来人们在阅读经书时，都会发现与读者所在时代相应的意思。

图一、清宫旧藏《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南宋刊本

经书的选定和成形之关键，乃是被选编为“经”的时段，或可谓之“经化时代”。古代口传的故事或传抄的文献，并非自始即被视为代表文化核心的“经”。在经化之前，哪些文献将会遗佚？哪些文献又会成为经典？这些都尚未可知。

成为“经”的文本，虽然无疑是属于精神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但却未必是当时最完美和深刻的文献，甚至也未必是古代社会里最流行的文献。因此，研究先秦出土文献时，需要了解其未成经的原文，必须脱离“经”的角度；对于那些被后世遗忘的文献，以及那些被编纂成“经”的文献，都要平等视之，因为它们同样都代表了古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经”本身即是一种历史的概念，代表不同时代观念的混合。此外，“经化”概念带有国家、社会、教会或学派的仪式意味。选书为“经”的时期，也是频繁进行编书活动的时段。这些活动涵盖了两种编辑措施：

其一是针对古代抄本的校勘、编辑，修改为统一的经典版本；

其二是将几个散传的文献合并为一部经典。

后世编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状况迥异于古人，对文献初撰时情境的理解自然和原始作者不同，其意欲追求的理想也和古人有所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经编辑后的所谓“经本”早已不是原本，甚至某些部分会和原本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经”的形成，必定蕴涵了原意、传承过程中对原意的理解、经化时期的修编等不同时代的意涵与理想。若非如此，则所谓的经典也将不复存在。即使经本已编辑完成，文字也被确定了，仍不足以使其所载的涵义万世如一。后世虽不敢擅自修变经书的字句，可随之而来的补充、注疏、考证与各类诠释，都将成为经书内容的一部分。

概言之，经书虽然对后世的生活与思想发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后世的见解也会反过来不断地影响经书。历代以来，不同背景的人用不同的眼光读经，进而阐发出每一代都不尽相同的新内容。是故，“万世之经”本就蕴含了历史衍化的概念。经书的内容层层套迭，每一层都代表不同时代的观点与理想；然而各层之间却又借着经文混为一体，难以区别。

经书的演化过程大约可分为：选经前、成经、成经后三个阶段。研究经书的主要难题，即是如何区别这些源于不同时代之内容的层迭，以溯求文献原初的面貌，并循迹探究其演化、经化的历史过程，和成经后的诠释演变。理论上，各文明的经书研究方法是基本相类的。而其最关键的史料，就是经书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版本，尤其是那些尚未被选定为经书之前的抄本。

本书也属于上述研究类型，而研究对象则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文献。透过对该文献的先秦及汉代不同版本之校雠，笔者尝试复原孔子与子思子学派的实际理念和思路，使孔子思想重现于世，并追索儒家经典如何形成与演化之历程与轨迹。

本书所用的数据颇为广泛，包括甲骨金文、楚简和传世古籍，还有少量实体文物；研究方法包括了古文字学、训诂学、经学以及深入的思想史的研究。

本书的读者对象，除了侧重于出土文献及古文字学的研究之外，也包括经学、文献学、思想史、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哲学史专家和爱好者。笔者努力使各方面的论述，都尽可能地表达得明晰而易懂。

各章皆首先条列原本和经本原文，然后进入文字考释与训诂环节，以厘定文本；在此基础上得出释文和译文；进而做思想的钩沉，阐释原本意旨；最后说明其与经本的异同。

读者在初次通读时，若不欲进入理解每个字的考证的细节之中，建议可先略读古文字考证的部分，而着重于阅读思想的钩沉。本专著的核心目标，乃是让现代人重新认识孔子和子思子——这两位先秦时代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总论

壹 儒家经典形成

儒家思想源自先秦，然而两千年来的儒家典籍均非先秦“原本”，而是经过多次修补的“经本”。造成此一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首推秦始皇主导的“焚书坑儒”。此事件的历史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原本想达到的政治目的。秦帝国本欲在统一天下的同时，统一天下的思想，以确立天下正统的意识形态。

由于儒家的社会理想与秦帝国的法制方向相左，亦与大一统帝国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所以它成为了秦帝国意欲扫除的对象。尽管如此，基于确立统一国家的政治需求，在焚书的同时，秦代秘府中的文官仍搜集、整理了先秦各家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出合乎帝国思想的观点，融合为有利于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儒家文献。

在中国历史上，古籍整理之事并非始于秦代。战国晚期的六国统治者为了统一天下，也纷纷关注思想综合的问题。可惜，先秦各国文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即使是经过整理的秦代典籍，能流传于后世者亦多缺陷。

但无庸置疑，不管是哪一国政府所发起的文献整理，都或多或少含有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目标。基于此目标，国家所整理出来的经本与原初的文献之间，也就有了刻意制造的不同，包括小部分的删除、补充、单字的变更与文句的移动等，而其中大部分都牵涉到文意的调整。

当然，后人的修改不全是基于政治目的，其他原因诸如：对先前各种传抄本的错误、歧异所作的校正或考订。

此外，社会观念、语文习惯的不同也都会影响整理者对古代文献的理解。而这种种因素，也共同决定了不同时代的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特征。

职是之故，现今可见之所有经籍与传世文献，皆经过了不同时代的屡次整理，除原始意涵外，还另外包含了许多累世而来的历史痕迹。

就儒家经典而言，由于先秦儒家整理文献的活动没有被纪录下来，因此目前无法确定在先秦时，是否已有接近汉代经本的编本。秦朝虽在综合思想的过程中采用了儒家的某些观点，然因违弃了儒家伦常，所以不会直接表露其所蕴藏的儒家思想，更不可能以儒家的名义来整理、修订儒家典籍。是故，汉初时的儒籍文本极可能仍是先秦流传的版本。这些版本虽然累积了历来因传抄、修改而发生的讹误，但直到进入汉朝秘府后，纔因为儒学思想正统化的政治需求而遭窜改。

首先，在西汉武帝、宣帝时，国家博士开始进行儒家文献的整理；接着在成帝时，刘向与其子刘歆于汉府中再次修正这些文献；到了东汉，马融、郑玄等经学家又做了补充编校，逐渐构成了汉代儒家经籍的样貌。此后，儒家文献经过了历代抄写、注疏、补充、修正、诠释的过程，纔形成了今日所见的经籍版本。

换言之，儒家经典源于先秦，编于两汉。以文物言，今日可见的古本极少有早于宋代者。可以说，儒家经籍的形成经过了不同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在经典文本上迭加了不同时代的层层痕迹。这些痕迹常常难以区分，尤其在追溯原初思想面貌时，情况又更为复杂。

【说明】本文出自郭静云：《从楚简<缁衣>探孔子原旨与儒家经典形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25年10月。如有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