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城市，尤其唐代之前的城市，极为困难。首都或仅次于首都的中心城市，可能有些材料，其他普通城市的材料是非常少的。从史学研究来说，这叫“能见度极低”。当然，能见度低也是不均匀的，在中心城市如首都，也是宫廷的材料稍多些，平民百姓的材料少或根本没有。出土材料实际上也是极端的不平衡。即使今天有幸发现罕见零散的出土材料，我们仍可能难以真切理解其内容。由于缺乏对那个时代的切身体会，即使一些当时人人会心的内容，我们现在理解起来却颇为困难，这便与能见度相关。

我常跟学生讲，不要说我们学了历史就会认识现实。学历史不见得有助于认识现实，但如果我们多体会一点现实，就会多认识一点历史。历史学家其实是很悲惨的，一生都在读书，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会大事，了解社会很有限，等到对社会有点体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都到了我这个年纪，说不了什么了。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历史，我们熟悉的其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有时候你听一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人评判某件事，你觉得他怎么那么深刻、那么犀利，我怎么想不到。这就是社会经验、生活经验的作用。不过，亡羊补牢也是好的，哪怕间接地了解一点现实，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我今天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罗新教授 李显杨摄

这学期我带学生读北朝造像记，读到著名的《刘根等造像碑》，这个造像碑在书法界很有知名度，研究历史的一般都知道它，不过大家不一定把它当回事儿。

刘根造像碑，北魏正光五年（524）刻，高39.5厘米，宽144厘米，厚16厘米，光绪间出土于洛阳偃师韩旗屯村，现存河南博物院。横长方形，扁体，石灰岩质。从四侧和背面皆为毛茬以及造像记中有“敬造三级砖浮图一区”等语看，此碑应系嵌在一座砖塔上的铭记。

这个碑是清末光绪年间出土的，现存河南博物院。尽管后人一直把它当成一个造像碑，其实它是一个造塔铭，就是造塔之后，立了这么一个碑。塔早就没有了，嵌在塔里的碑到光绪年间才出土。

造塔和造像一样，都是功德、供养，都是祈福。碑文分为三部分，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说法的线刻图，左边是正文，讲造塔供养是怎么回事儿，右边是供养者题名。

刘根造像碑分三部分，中为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为“佛弟子刘根卌一人等造塔记”和题名

主尊释迦牟尼，前方左右各刻二身供养菩萨，菩萨的外侧和身后各刻六个弟子，后有山石树木。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鹿野苑说法的场景。

左刻造像记19行，满行17字

中间只有关键的一句，说了谁做的。谁做的呢？“佛弟子刘根卌一人”，这里写的“卌一”，照说应该一字占一个格，但这个“一”字是插在格子中间的，我怀疑是本来写的是“卌人”，后来发现还多一个人，就补刻了一个“一”，或者也许是后人悄悄加进去的。最后说了时间，是正光五年五月三十日（公元524年7月16日）。

右刻造像主题名18行

最左边的题名，前面分成四行，是四个重要人物的题名。然后是其他人的题名。题名之后，这两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上去还是被挖掉了，四十一个人里面没有他们。这里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董珍，出现在最边上，有点怪，可能是后来加的，不在原四十一人之列。四十一个人指的是董永与董珍之间的这四十三个人，有两个人出现过两个——刘根和张纂，他们既是唯那主，又是浮图主。所以四十一个人指的是这些人。供养人题名中最显要的右侧四个人，不在四十一个人之列，说明他们没有参与造塔之事，既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甚至一开始未必知晓这个事。题名逐行书写，这四个人每人一行，但第一个重要人物的头衔多，一行写不下，只好把字写得小，尽力压缩空间，勉强写在一行之内。

读这个碑，我们会有疑问。前面这四个人，侯刚、乞伏宝、元衍、孟永，显然不在四十一个人之列，但他们却在题名的最前面，占最显要位置。

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卫将军御史中尉领领左右武阳县开国公侯刚

前将军武卫将军领细作令宁国伯乞伏宝

武卫将军景明寺都将元衍

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华林都将领右卫司马孟永

这四个人分别是什么人呢？侯刚在《魏书》中是个重要人物，我写《漫长的余生》时曾专门论述过他。

魏书

他堪称北魏历史上的首席御厨，为三代皇帝做过饭，长时间控制皇宫里的食物制作，靠这个得到皇帝信任，获得很高的官职。出身卑微的他，靠做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据说孝文帝去世前就是他负责饮膳诸事，后来宣武帝因此而格外信任他，宣武帝去世后胡太后继续信任他，因为他照顾过幼年的孝明帝。《魏书·侯刚传》记录，他有一次犯了错，司法官控他重罪，可是皇太后为他开脱，提出免去他众多职务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职务，算是重罪轻罚。被解除的职务是尚食典御。尚食典御一职，负责为皇帝烹饪膳食。后来“尚”改为“尝”，意思是替皇帝先尝一下食物。这只是字面的意思，其实是皇宫饮食中心的总经理。

尚食典御是个小官，侯刚对这个小职务却极为看重。《魏书》说当这一职务被解除后，尽管他仍担任其他很多极为重要的职务，但他却很不高兴，很显然他极为珍视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职位。他三十多年间负责三代皇帝的饮膳，从平城到洛阳，掌管了平城宫与洛阳宫的厨房。失去尚食典御一职，他就失去了洛阳宫食物采买的权力。在他自己努力下，几年后再度回归，大约在正光三年至四年，重新担任了尚食典御这一职务。在刘根等造像碑上，这个职务却没有写上去。可能因为他的官职实在太多，只能捡大的写，一行空间又有限，“尚食典御”这四个字难以容纳其中。然而，对于刘根等辛辛苦苦造这座塔的人来说，尚食典御这个职务在此处却是关键。

第二个人是乞伏宝。《魏书》有乞伏保传，是同一个人。他也有墓志出土，造像碑和墓志都作“乞伏宝”。墓志和传记记他担任过前将军武卫将军，但都忽略了一个职务，就是造塔铭记里写的“领细作令”。武卫将军就是宫廷禁军里具体带兵的中上层军官。宫廷里这样的角色大概有三四个，都是具体带兵的军官。

乞伏宝墓志

乞伏宝所担任的细作令是什么职务呢？根据《隋书》和其他文献，细作令主要负责宫廷里奢侈品的制作和采买备办，管的是高价值物品，比如金银器、高档纺织品等精细物件。

另外两位，元衍、孟永，不见于史，但根据题名，他们都是禁军将领。

隋书百官志 中

隋书何稠传

元衍是武卫将军（和乞伏宝一样），孟永领右卫司马——右卫将军府的司马。右卫将军和左卫将军是仅次于领军将军的禁军最高将领，侯刚就是左卫将军，右卫司马是右卫将军的主要佐官。那么元衍、孟永二人出现在这个题名的显要位置，应该跟他们的兼职有关。他们兼了什么职务呢？原来，他们一个是景明寺都将，一个是华林都将。

洛阳伽蓝记 城南

《洛阳伽蓝记》记载，景明寺是宣武帝景明年间开始兴建的大寺，是永宁寺之前洛阳城规模最大的寺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景明寺都将即为景明寺建造工程的负责人，这一职位具有临时性质，通常工程结束即解除。华林园是位于皇宫北面的一座大型御花园，类似于清朝的颐和园和圆明园。华林都将就是这个大园区所有工程施工事务的总负责人。

魏书恩幸传郑俨传

《魏书·恩幸传》说郑俨也曾担任过华林都将一职。这些人本身拥有很高的官职，同时也兼任着这类不起眼的工程负责人职务。

可见，元衍、孟永是负责特定工程的，大型工程当然都和巨额经费有关。侯刚掌管洛阳宫饮食，每日膳食规模庞大，涉及巨额进货采买。乞伏宝则负责高价值奢侈品的制作和采办。这四位的共同点是负责宫廷出资的工程管理、物资采购及宫廷消费。他们都是禁军高级将领，不仅负责宫廷的安全事务，还掌管与宫廷财务和消费相关的事宜。

真正出资出力造塔的刘根、张纂等四十一个人，不是官员，没有名衔，要不是这个造塔铭，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他们造了佛塔，却要把与造塔无关的那四个人写在最前面呢？过去二三十年的现实生活经验，看新闻，听小道消息，知道了许许多多的腐败案例，见识了多种多样的贪腐手段，对困顿于书斋的我们来说，算是一种间接经验的积累与学习。根据这些经验，我可以粗略地理解刘根张纂这些人的苦心：这四十一个人很可能就是宫廷采买业务的客户，是工程承包商，是宫廷膳食的供货方，而侯刚、乞伏宝、元衍、孟永这四个人，正是他们所有生意的源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建造佛塔之后，要在显要位置写下这四个人的名字，表现出这四十一个人是为了给这四个人祈福，把功德算在他们头上。这是一种明面上的、不违法的贿赂，当然，一定还存在不在明面上的、不能说出来的贿赂。保持关系，维持业务，是造塔题名的最大动机。

在这个事例里面，当代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围绕宫廷的巨大需求，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空前繁荣的北魏洛阳城，其中心就是吸纳天下财富的皇宫。宫廷是千万臣民竭力供养的庞大寄生虫，是天下最富有消费力的空间和单位。在这个意义上，它为洛阳城及其周边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造成是朝廷养活了老百姓的荒谬假象。当然，这也为依附于、寄生于这一政治体系的那些人，即担负各种职务的官员，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权力寻租手段。刘根等造塔铭所反映的，就是洛阳城每日上演的万千寻租活剧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当代经验帮助我们理解遥远时代城市生活的一个例子。在能见度极低的北魏洛阳城，在我们看不清看不见的历史迷雾之下，无数的刘根、张纂以及他们的同事们，不仅要努力做事，还要在侯刚、乞伏宝这些掌握宫廷要害职位的官员面前，乖巧地“做人”。

（本文系罗新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2025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文字稿经主讲人审定，经授权由澎湃新闻首发。本届论坛主题为“从宏大到日常：在城市中发现中国历史”，2025年12月6日在北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