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李明辉在罗先那间十平米的出租屋里醒来。窗外传来早起工人的自行车铃声，叮叮当当像在计算着时间的流逝。他摸出枕头下那叠人民币，借着微弱的晨光又数了一遍——九千七百元。来到朝鲜的第三十二天，他已经花掉了三百元。

“一万块，在这儿不干活至少能活一年吧。”一个月前，刚跨过图们江时，李明辉曾这样自信地对送行的朋友说。他在中国东北经营的小型外贸公司受疫情影响倒闭，带着最后的一点积蓄，他决定去那个传说中的“时间停滞之地”休整一段时间。

现在，他苦笑着把钞票塞回枕头下。现实给他上了残酷的一课。

初到罗先特区时，李明辉确实感觉自己像个富翁。按照非官方汇率，一万人民币能兑换约一百二十万朝鲜元。而在罗先的自由市场，普通朝鲜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三百元人民币。

他租下的房间月租金五百元，在本地人看来已是“天价”。房东金大爷第一次收租时，手指微微发抖——这相当于他儿子在纺织厂工作两个月的收入。房间简陋但有独立的电表和水表，这在罗先已属难得。

第一天，李明辉去市场采购生活用品。十斤装的大米标价四十元，比中国便宜不少。但当他想买些蔬菜时，价格让他愣住了：一小把菠菜十五元，三个西红柿二十五元，一颗白菜三十元。肉价更夸张：一斤猪肉八十元，牛肉则要一百二十元。

“这价格……”李明辉用生硬的朝鲜语问摊主。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朝鲜妇女，她笑了笑：“同志，这是‘外汇价’。”她指了指旁边用朝文标价的牌子，同样的西红柿，朝币价格仅为外汇价的十分之一。

那一刻，李明辉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朝鲜，存在着两套完全独立的价格体系：一套给使用本国货币的朝鲜人，价格低廉但供应有限，需要各种票证；另一套给使用外币的外国人，价格高昂但可以自由购买。而他，显然被归入了后者。

适应朝鲜的生活成本需要智慧。李明辉很快学会了区分“本地价”和“外汇价”的场所。

他去国营商店用朝币购物时，发现价格确实低廉：一斤大米仅需约五角人民币（按非官方汇率），公共交通每次几分钱，理发也不过两三元。但问题是，这些场所大多不对外国人开放，或者需要本地人陪同。

更棘手的是，许多生活必需品在国营商店里常常缺货。李明辉曾连续三天想去买鸡蛋，每次都被告知“明天再来”。而在自由市场，鸡蛋随时有售，但价格是国营商店的五倍。

食物的挑战最大。在涉外餐厅，一碗冷面要价三十元，一份石锅拌饭四十元。

迫于经济压力，李明辉开始尝试融入本地人的生活圈。

崔成浩是典型的朝鲜工人，月收入约三百五十元人民币（按非官方汇率），但他的生活远比李明辉想象中丰富。他邀请李明辉参加了一次家庭聚餐，餐桌上摆满了各种泡菜、煎鱼和甚至还有一瓶大同江啤酒。

“这些……很贵吧？”李明辉小心翼翼地问。

崔成浩笑了：“我们自己做的泡菜，鱼是我单位发的福利，啤酒是用粮票换的。”他解释道，在朝鲜，现金工资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单位发放的各种票证和实物福利。

在崔成浩的帮助下，李明辉学会了如何在朝鲜“低成本生存”：用中国带来的小商品与当地人交换食品；在特定时间去国营商店，赶上新货上架；甚至通过崔成浩的关系，以本地价格购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

但这种方法有风险。一次，李明辉用两盒中国香烟换来了五斤猪肉，正高兴时，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对方没有罚款，但严肃警告他：“同志，你这是扰乱市场秩序。”

第二个月，李明辉的支出降到了一千二百元，但仍高于预算。他开始感到焦虑——按照这个速度，他的钱只能支撑八个月，而不是最初设想的一年。

存款减少的压力让李明辉开始考虑更冒险的生存方式。在罗先，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外汇黑市，汇率比官方渠道优惠百分之三十。如果将人民币兑换成朝元，再以本地价格购买商品，他的购买力将大幅提升。

通过一个中国商人的介绍，李明辉接触到了黑市兑换者。那是个眼神锐利的朝鲜中年男子，在一家餐馆的包厢里，他点验了李明辉的二千元人民币，然后从手提包里拿出厚厚一叠朝元。

交易顺利完成，李明辉的购买力瞬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他开始能够以接近本地人的价格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甚至有余钱去平壤旅游了一次。

平壤之行让他对朝鲜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座展示给外界的“样板城市”，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景象：整洁的街道、衣着体面的市民、运行良好的公共交通。但当他试图与普通市民交流时，对方总是礼貌而警惕地保持距离。

在平壤的一家涉外商店，李明辉看到了价格标签上的另一个世界：一瓶法国红酒标价八百元，一套西装三千元，一台中国产的电视机四千元。这些商品与普通朝鲜人无关，它们是为外国人和朝鲜特权阶层准备的。

回到罗先后，李明辉意识到自己正行走在灰色地带。使用黑市朝币虽然提高了购买力，但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更让他不安的是，他开始察觉到背后的监视——那些总在不远处出现的相同面孔，那些在他住处附近徘徊的陌生人。

第一百天清晨，李明辉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两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态度礼貌但坚决：“同志，我们需要检查您的证件和居住许可。”

在街道办事处的小房间里，李明辉接受了长达三小时的询问。他们仔细检查了他的每一张钞票，翻阅了他的记账本，甚至询问了他与崔成浩等朝鲜朋友的交往细节。

“您使用的朝币来源需要说明。”工作人员平静地说，眼神却锐利如刀。

最终，李明辉没有被处罚，但他收到了一个明确的警告：必须在七天内离境。理由是“签证问题”，但双方都心知肚明真正的原因。

离开前的那个晚上，崔成浩偷偷来到李明辉的住处，带来了一瓶酒和一些下酒菜。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崔成浩低头说道。原来，市场管理人员早就注意到他们的交往，这次检查是早有计划的。

两人沉默地对饮。李明辉数了数剩下的钱：三千七百元。一百天，他花掉了六千三百元，平均每天六十三元——在朝鲜，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六天的工资。

“我一直以为，一万块钱在这里能活得像个国王。”李明辉苦笑着说。

崔成浩摇摇头：“在朝鲜，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份、关系和位置。你有再多钱，没有正确的位置，它也只是一堆纸。”

这句话让李明辉恍然大悟。在朝鲜，他永远是个外人，被限定在专为外国人设计的高价经济圈里。他以为自己在“躺平”，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围栏里打转。

离开朝鲜的那天，李明辉在海关又被检查了一遍行李。工作人员仔细核对他携带的物品，确保没有超过规定限额。跨过图们江大桥回到中国一侧时，他回头望了望那片神秘的土地。

一万人民币在朝鲜能支撑多久？他的答案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带着钱的外国人，最多三个月；如果你想融入当地生活，可能更短；而如果你试图挑战那个看不见的体系，时间将以天计算。

朝鲜没有“躺平”的概念，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金钱可以买到商品，但买不到在这个系统中的合法身份。李明辉带着剩余的三千多元和一百天的经历离开了，他失去了一些钱，但获得了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认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钱真的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