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年（310年），刘聪在杀害了刘和之后，群臣建议即刻尊立刘聪为帝。刘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北海王乂，单后之子为名，主动提出将帝位让给刘乂。然而，《刘聪载记》并未提及刘聪让位给刘乂的具体原因。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刘聪未能继续执行刘渊所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统一战略。在刘粲、靳准等人的共同构陷下，刘乂最终被废除北部王的身份，这直接导致了刘乂的死亡。

汉政权与匈奴、氐、羌等六夷联合的政治基础因此受到了破坏，最终步入了衰亡的轨迹。可以说，刘乂不仅是汉国皇位继承的关键人物，而且其命运也直接反映了刘渊诸子争斗的延续，更标志着汉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太平御览·偏霸部》与崔鸿所编《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中，并没有提及刘乂的立储背景，而在《晋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也断断续续，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有必要结合各类史料来更全面地了解刘乂这一人物的背景。

首先，可以确认刘乂是刘渊与氐酋单征之女单氏的儿子。至于刘乂的具体年龄，则成为了研究中的一大疑点。单征投降刘渊的时间是在永嘉元年（307年），而刘渊与单氏成婚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如果以此推算，刘乂的出生年应当晚于这一时间，且刘聪即位时，刘和的年纪应至多为四岁。试想一个四岁的孩子如何在刘聪让位时泪流满面、恳求即位？这一点显然与历史记载的年龄不符。此外，刘乂在刘渊临终前已经担任了司隶校尉，领导数十万汉民，显然不符合一个孩子的身份。

《刘聪载记》中的其他记载也与刘乂的年龄不符，涉及刘乂的言行显然超出了年龄的范畴。讨论刘乂的年龄问题，关键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理解刘聪为何选择立刘乂为皇太弟。如果刘乂在刘聪即位时还只是个孩童，显然其个人能力和政治交往能力不能充分满足这一职位的要求。如果刘乂尚未成年，那他对刘聪的支持在刘和、刘聪的争斗中几乎微不足道。这种情况下，刘聪立刘乂为太弟的原因很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持匈奴屠各与氐羌的政治联盟。这似乎低估了刘聪自身的政治抱负和野心。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妨推测一个新的时间线。即单皇后与刘渊的婚姻早于单征投降。如果刘乂在315年已拥有多个儿子并担任封号，那么刘乂此时应该已经成年。如果按此推算，他在永嘉四年时大约15岁，那么他在刘和、刘聪的权力斗争中能发挥一定作用。而刘聪即位后，他所说的欲远遵鲁隐，待乂年长也因此显得合情合理。由此推测，刘渊可能在担任建威将军或宁朔将军期间与氐人酋长单征结识，并迎娶其女为妻。

按照这一假设，《晋书》和《通鉴》中的部分记载便显得较为通顺。更进一步来看刘和与刘聪的权力斗争，可以发现刘乂早在刘和的攻击下就意识到，只有与刘聪合作才能保全自己。因此，他与密璿等人一同投奔刘聪。刘聪即位后，立刘乂为皇太弟有三大理由。首先，刘乂是刘渊的嫡长子，而刘聪为庶子，刘和已死，自然应由刘乂继位，但他固辞帝位，按照常理应该立其为储君。其次，刘乂在刘和与刘聪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刘乂的支持，刘聪很可能不会轻松取胜，立刘乂为太弟也显得合情合理。第三，刘乂虽年少，但背后有氐羌集团这样的重要支持力量，刘聪为了稳固政权，确实有必要通过立刘乂为储君来笼络这些势力。

刘聪即位后的政局也表明，尽管他立刘乂为储君，但他并不甘心让刘乂最终继位。刘渊时期的宗室大臣与将领有不少死于非命，这为刘聪进一步调整权力结构提供了机会。刘聪即位后，恢复了三公制度，任命了几位重要的汉人官员，如刘景、刘殷和王育，这些人并未在刘渊时期建立根基，而是凭借个人才干受到青睐。

这些变化显示，刘聪意在加强中央集权，他通过任用汉人替代刘渊时期的亲信，意图将政权更紧密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刘聪对皇太弟这一名号也有深刻的政治考量。根据西晋历史，皇太弟这一职位在晋朝时期开始出现，最初是由于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需要设立这样一个位置。然而，在刘聪设立刘乂为皇太弟时，这一制度实际上并不符合传统的继承规则。刘乂虽为刘渊的嫡长子，但在汉国这一转型中的政治环境下，皇太弟这一名号显得异常特殊和非正常。

最终，刘乂虽在刘和与刘聪的斗争中立下功勋，但无论从刘聪强化专制的角度，还是从皇太弟名号非正常性的角度来看，立刘乂为储君不过是刘聪的一种权宜之计。正是这种权宜的决定，导致了刘聪对刘乂的猜忌，并最终导致了刘乂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