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著名土木工程学家葛天回

葛天回，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贵州工学院土木系主任。字希颜。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八日，贵州大定府毕节县（今毕节市）人。出身毕节威宁巷“葛家进士第”，祖父葛明远，父葛亮维均为晚清进士。

葛天回出生时，祖、父同为其取名“天回”，并赐字“希颜”——希望他长大后像孔门大弟子颜回那样德高博学。祖、父先后病故，家道中落，生活困难，他只得靠伯父接济度日。民国元年（1912年），葛天回随伯父到上海，次年考入上海南洋中学。期间，葛天回喜爱先秦诸子，常以孟子之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座右铭。民国7年（1918年），他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民国9年改为唐山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成为该校副主任、土木工程科总教授茅以升的得意门生，他的毕业论文《第二应力通论》把茅以升的看法往前推进了一步，受到了这位后来成为中国桥梁学泰斗的著名学者的称赞。葛天回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并涉猎文史、地理、天文、考古以及中国古诗词、古音乐等多学科的研究，成为学贯中西的优秀学子。

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唐山后，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救国报》周刊和《科学的唐山》期刊，积极参与上街卖报、游行、讲演等宣传活动。民国11年（1922年）毕业后，葛天回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先后在长春吉长铁路局与吉敦铁路局、江苏东海县疏浚蔷沐两河工程处、江苏水利局、长沙工赈局、安徽省五河县第十三区工赈局担任工务员、佐理工程师、测绘股股长、副工程师兼段长等职，前后从事土木建筑工程工作长达10年之久。之后，因深感工程救国的理想无法实现，遂改行“教育救国”之路。

民国22至民国31年（1933至1942年），葛天回先是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任土木系教授，次年即被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聘任为广西大学土木系主任。他在《广西大学周刊》发表《星期干支儒略日推算公式》等科技论文，专著《贺梧铁路踏勘报告书》，由马校长亲笔题写封面并题词“有铁道然后交通能平民化”，作为《广西大学丛刊》第一种予以出版。他还专心研究墨子思想，在广西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墨行救国论》演讲，还写成文章发表在《广西大学周刊》和广州《统一评论》上，主张在国难当头，抗战中即需牺牲个人利益，各尽其能，抗日救国。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不少其他论文，并且出版了专著。

民国25年（1936年），贵州毕节籍中共地下党员邱兆（即徐健生，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副省长）等到广西梧州开展革命活动，准备在梧州设立联络站，通过广西大学两个贵州籍学生找到葛天回，请葛天回为他们租赁房屋作担保。葛天回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想通过租赁房屋开办书店来作为地下组织的秘密据点，以方便开展工作，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盖章作了保人，并资助了部分活动经费。在葛天回的掩护下，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梧州联络站在广西大学内建立起来。后来徐建生与从上海来到广西的秦天真，通过联络站取得联系后，一同返回贵州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民国31年（1942年），葛天回离开条件较好的广西大学，回到阔别30年的贵州，担任国立贵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兼主任。民国33年（1944年），回毕节任弘毅中学校长。民国36年（1947年），再回贵州大学。贵阳解放初期，贵州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徐健生同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等一起，专程到贵大看望葛天回教授并到花溪公园合影留念。

1951年，葛天回当选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建设局副局长，仍在贵州大学任教。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签署任命书，任命葛天回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葛天回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贵阳分社筹委会秘书长。是年，葛天回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推选参加全国职工第一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之后，历任九三学社贵阳分社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分社委员，并担任贵州科普协会业务部部长，贵阳科联组织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等职，先后被选为贵阳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府第二、三届委员和省人大代表。这期间，葛天回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开展科学普及等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葛天回被错误批斗，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诬陷他人。同时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学术，专注于弹性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力图使自己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同时也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打牢更加扎实的基础。

1977年3月7日，葛天回逝世于贵阳，享年80岁。

民国33年（1944年）秋，葛天回接受贵州实业家刘熙乙的聘请，回到家乡毕节，担任私立弘毅中学校长。他就任后，延聘有才学的进步青年为教师，同时大力整肃校风、学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作为办学宗旨，提倡毕节教育与实业，发扬地方科学与文艺；要求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追求真善美，并具备自由、平等、博爱、牺牲这四德；号召学生学好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立志打倒列强，建县建国，振兴中华；支持学生“自治、自学”，锻炼才干。他油印《弘毅周刊》，又在《西黔日报》上开辟《科学与文艺》副刊；还设立弘毅话剧团，演出《日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目；借用县党部“文化服务社”名义，筹资开办书店，销售进步书籍，等等。

葛天回采取的这一系列办学措施，取得了毕节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办学业绩。民国34年（1945年），弘毅中学荣获贵州省教育厅通令表彰，成为“全专区办得最好的学校”。由于葛天回办学有方，在毕节教育界威望愈来愈高，县教育会改选时，他当选为会长。之后，为改善小学教师待遇，葛天回向毕节县政府据理力争，并在《西黔日报》发表《论教育经费》等相关文章，引起地方各界人士的关注。葛天回的进步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一些当权者的忌恨，最终他被迫辞去校长、会长等职务。葛天回临行前，私立弘毅中学特地为他竖立了一块“校长葛天回先生纪念碑”，并举行欢送会，赠送其一枚铭刻有“弘毅”二字的金指环以资纪念。葛天回也写了一首《感怀》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九死悔犹未，蜷然恋故丘。寸心思拨乱，何处觅同仇？水为出山浊，钢成绕指柔。伊谁如晦夜，风雨话幽忧。”

民国36年（1947年），葛天回重返贵州大学任教，再次担任土木系主任。次年，在负责设计贵州大学新建图书馆时，有人示意他从购买材料中拿回扣，遭到他的断然拒绝，“这样的钱我从来没拿过，我不要”。民国38年（1949年）3月下旬，贵州大学爆发了反饥饿运动，学生进城举行游行、演讲、募捐等活动。葛天回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并在“五四”运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把反饥饿斗争进行到底。同年6月，国民党特务准备在贵州大学逮捕学生，葛天回获悉这一情况后，及时通知相关人员让学生赶快隐蔽起来，并亲自雇用一辆马车，护送一名进步学生从花溪到贵阳。贵阳临解放时，有人劝他一同离开贵阳前往广州，他不但不去，还劝别人留下来迎接贵阳解放。

20世纪50年代中期，葛天回积极参与贵阳市的各项建设，如改造铜像台为喷水池；为预防贵阳水患和解决食用水源，建议修建黔灵湖，并对黔灵公园园林布局和烈士纪念碑进行规划设计；添设贵阳城区路灯和自来水设施；修复甲秀楼、东山、黔灵山、花溪等风景区；绘制贵阳市城市规划设计图等。贵阳黔灵公园里的“解放贵州烈士纪念碑”，就是葛天回设计的。1956年，葛天回调任贵州工业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参与筹建贵州工学院，建院伊始，白手起家，师资非常缺乏，作为土建系主任的葛天回不顾年高体弱，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提出自己可以开设二三十门课程的建议，并身体力行，率先在一年级开设高等数学课程，之后又逐渐开设其他新课。同时还担任培养青年教师的任务。葛天回还参与学校新校址的建设规划工作，并多次率土建系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任土建系主任和基础课委员会主任期间，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组织“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受到各界专家的好评。（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