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误解：“从1840年以来，欧美总和我们过不去”。

这句话被很多人视为解读近代史的万能钥匙，认为我们近代一百八十多年的苦难，根源都在于西方列强组团想要扼杀我们。

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情绪化的，且经不起推敲的。

不是说近代我们没有受过西方的欺辱，而是说“总和我们过不去”这个结论，忽略了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利益逻辑。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百年来我们与欧美关系的虚实之辩——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通过厘清这段关系，我们才能理解到底是“谁”在真正威胁我们的生存，又是“谁”在关键时刻提供了现代化的燃料。

这对于看清当下的局势，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在我们近代史上，欧美与我们的关系其实远非“一直对抗”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封锁”和“过不去”，时间其实非常短暂。

首先，我们要从时间维度上来考虑这件事。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1840年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欺负我们的血泪史。

但若你翻开历史账本仔细算算，欧美真正和我们“彻底过不去”的时间，满打满算可能只有20年：

即从1950年开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的这段冷战高峰期。

而在其他漫长的岁月里，欧美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充满了“蜜月期”的。

比如上世纪80年代，这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顶峰蜜月期”。

那时候，美国不仅把极为先进的“黑鹰”直升机卖给我们，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交流甚至比现在还要热络。

再往前推，上世纪20年代，我们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初期，也曾有过一段与欧美关系的融洽时光。

所以，无论你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警惕有多高，你都得承认，在历史的长河中，合作与交流往往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所谓的“总过不去”，更多的是一种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幸存者偏差记忆。

而除此之外，还有现实利益层面的考虑，这也是我们分析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视角——在这个层面，我们最起码要看清楚两组截然不同的数据：

首先是生存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教科书上的概括要残酷得多。

如果你仔细分析近代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最大领土损失的事件，你会发现主角往往不是那些远在万里的英美法德，而是我们的邻居。

近代对我们伤害最大的，一个是东边的日本，一个是北方的邻居。

甲午战争，我们被全面入侵；外蒙独立，大片北方领土被鲸吞。这些关乎国家存亡、领土完整的致命一击，都来自近邻。

相比之下，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虽然我们也输了，但那更多是“贸易竞争”的升级版。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固然可恨，但他们打完就走了，因为他们的陆军规模有限，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像日本或沙俄那样，对我们进行鲸吞式的领土占领。

甚至可以这么说，欧美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在遏制日本和沙俄独吞中国的野心。

左宗棠收复新疆，把沙俄的气焰压下去，这背后其实也有地缘政治的平衡。

所以，以生存威胁的烈度来检验，很明显，来自陆地邻居的威胁，是要远大于远洋欧美的。

而如果以上只是用地缘政治来做逻辑推演，那么我们还有基于现实的第二层考虑：

现代化援助。

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是谁给了我们脱离落后的工具？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段最艰难的岁月。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我们因为粮食极度短缺，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是什么让我们最终解决了吃饭问题？

除了包产到户激发的积极性，还有一个决定性的物质因素：十三条化肥生产线。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引进了这十三条救命的化肥生产线。

这批设备主要来自哪里？美国、法国、荷兰、日本。正是这批工业化的“神器”，让粮食产量得以稳步增长，让几代人免于饿殍遍地。

如果欧美真的铁了心要“灭亡”我们，这救命的化肥生产线，该怎么解释？

再看看我们的大学和医院。

今天中国许多顶尖的学府和三甲医院，你去翻翻它们的族谱，前身几乎都充满了欧美的影子。

燕京大学，由英美教会联合创办，后来拆分进了北大、清华；

圣约翰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拆分后滋养了复旦、同济、华东师大；

湘雅医学院，有“南湘雅”之称，前身是雅礼协会创办；

北京协和医院，那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手笔；

上海瑞金医院、仁济医院、同济医院……

从1835年广州的第一间眼科医局，到1949年遍布全国的340多所教会医院。

如果说这是“过不去”，那这种“过不去”的方式，未免也太“慈悲”了一些。

这才是历史复杂的地方。欧美在通过条约攫取利益的同时，也通过传教士、医生和教师，把现代科学、医学和教育体系带入了这个古老的帝国。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列强有过“联合起来”欺负中国的时候。

最典型的就是八国联军侵华。

但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西方列强平时是竞争关系，甚至是敌对关系（想想一战二战他们自己打成什么样）。

能让他们“联合”起来的前提，往往是因为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应对失措下，他们拥有了共同的受损利益。

比如义和团运动时期，要“扶清灭洋”，围攻使馆区。这种打破外交底线的行为，才促成了西方列强罕见的一次“大团结”。

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欧美vs我们”的最佳视角：

欧美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任何一个单独拎出来，往往更看重与我们的贸易利益。

只有当意识形态或根本规则发生剧烈冲突时，他们才会结成临时的同盟。

就像最近德国那位副总理克林拜尔说的，他支持自由市场，但也强调“公平竞争”，不希望欧洲成为“输家”。

这背后，其实还是生意和利益的博弈，而不是什么从1840年延续至今的“世仇”。

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的“反中同盟”放在那里，而只有基于利益分分合合的国际关系。

最后再说回现在。

很多人习惯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来解释一切国际摩擦。

这固然能带来情绪上的宣泄，但却容易让我们忽视自身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当我们抱怨欧美“过不去”的时候，不妨多看看历史的细节。

那些化肥厂的机器轰鸣声，那些百年医学院里的柳叶刀，以及那些曾在蜜月期飞过蓝天的黑鹰直升机。

它们都在默默诉说着另一个版本的历史：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在利益交织中，艰难前行的现代化之路。

番外我们的说书时间

在正文中，我们提到了“蜜月期”和“过不去”的交替。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视角：政府是政府，民间是民间。

在晚清，虽然朝廷和洋人打得不可开交，但在民间，尤其是在东南沿海，老百姓对洋人的态度却很有意思。

八国联军打进京城的时候，出现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南方的督抚们跟洋人说：

你们打你们的慈禧，我们做我们的生意，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甚至在战场上，还出现过百姓帮着联军扶梯子、运物资的奇景。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百姓眼里，那个腐朽的朝廷，可能比洋人更像“敌人”。

这其实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排外”很难持久。因为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生计、具体的化肥、具体的药品，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就像今天，虽然网上骂声一片，但大家填志愿的时候，看着那些源自欧美体系的顶尖大学和专业，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