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徐树铮收复了外蒙古，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骄人的成就。然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个事件。尽管徐树铮将哲布尊丹巴押送到北京，并呈交给了当时的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的反应平淡，国内民众对此也没有什么讨论。甚至连徐树铮自己并未因此树立起显赫的威望。只有孙中山曾发去贺电，将徐树铮称为当代班超，但这也未能引起更大的关注。整个收复过程，就像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大家似乎并不在意外蒙古的命运。即使外蒙古日后发生革命或独立，民国政府也未受到任何冲击。更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外蒙古的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这一事件的热度竟然远不如沙俄占领的外东北地区。

直到解放后，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时提出收回外蒙古的议题，但最终并未坚持。虽然他曾有过收回的想法，但最终放弃了。这也表明，外蒙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认同感。其实，外蒙古在1921年宣布独立后，直到1945年，国民政府依旧宣称拥有外蒙古的宗主权。那么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的局面呢？

实际上，外蒙古自清朝时期起就是清朝的领土。通过联姻和征服，外蒙古在多伦会盟后完全纳入了清朝的版图。尽管如此，清朝并未以皇帝的名义直接统治外蒙古，而是以蒙古大汗的身份进行治理。从那个时期起，外蒙古接收了清朝的官制和爵位，所有的册封也都遵循了清朝的制度。外蒙古的牧场和边界也完全是由清朝划定的。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外蒙古无疑是清朝的一部分。

然而，清朝对外蒙古的统治采取了与关内不同的手段，采取了更加高压的管理方式。为了防范蒙古王公联合起来，清朝将外蒙古划分为四盟八十六旗，并任命了大量的王公贵族。清朝通过大量授予头衔和待遇，使得外蒙古的上层贵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虽然这些头衔看似荣耀，但实际上，很多头衔是可以通过捐款购买的。

清朝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将大量王公贵族的名号批量发放。最低只要捐献一百两白银，就能获得一个名号，捐款越多，头衔越高。例如，捐献四百两可晋升一级，最高捐献到二千四百两以上，可以随时请旨升职。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清朝还实行了严格的参觐制度。蒙古的王公贵族需要定期到京城报到，并且每年都会轮流来一次。清朝会为这些王公贵族提供丰厚的物质待遇，因此许多迷恋京城繁华的贵族最终选择定居在京城。而一旦他们留在京城，实际上就放弃了对自己辖区的控制，最终这些地方都被清朝所吞并。

在对待普通蒙古百姓时，清朝采取了另一种手段。通过推广黄教，修建大量寺庙，规定每家每户必须有一个男丁出家，这样可以免除徭役和税收。许多蒙古男子因此选择了出家，而这也造成了外蒙古人口的大量减少。到了清朝末期，漠南地区拥有超过一千座寺庙，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地区有七百四十七座寺庙。到了同治年间，出家人数已经超过十万，占据了外蒙古总人口的44%。由于出家后不能娶妻，这一做法严重影响了外蒙古的生育率，导致人口不断减少。

同时，清朝严格禁止内地的满汉人私自前往外蒙古，只有皇商，即晋商，才能进入外蒙古进行贸易。晋商们主要做的是放贷生意。到晚清时期，许多外蒙古贵族已经欠下了晋商大量债务，甚至不得不将土地、牲畜和房产抵押给晋商，很多王公贵族因此陷入了负债的困境。

由于大量男丁出家，外蒙古的女性也面临了婚配困难的问题。许多女性到了适婚年龄，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只能选择和内地商人、驻军或官员成婚。与此同时，寺庙中的僧侣人数众多，婚姻市场供不应求，许多晋商的小厮和家奴都能轻松找到配偶，而这些女性的选择往往不同。

这种治理方式让内地对外蒙古的认同几乎没有，大家只知道这里是大清的疆域。与此同时，外蒙古的总人口急剧下降，最终降至不到五十万。由于不能离开自己的盟旗，外蒙古人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疏远。虽然这种封建式的治理方式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可能有效，但随着时代的变革，这种治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局势，反而加大了外蒙古与中原的离心力。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沙俄趁机将势力渗透到了外蒙古，并迅速激发了外蒙古独立的情绪。外蒙古的人们虽然并不完全了解独立的实际意义，但他们却认为这样可以摆脱欠晋商的债务，因此积极支持独立。与此同时，住在北京的蒙古王公们已经对外蒙古的土地失去了关注。虽然沙俄自身也面临很多困难，但它并没有完全掌控外蒙古，也没有完全剥夺民国的宗主权。 然而，随着沙俄在1917年灭亡，苏俄取而代之，苏俄对周边国家进行了革命输出，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程。在苏俄的影响下，外蒙古决定宣布独立。此时，封建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各国都自认为是文明和现代的代表，外蒙古也在这一背景下看清了清朝的历史，最终决定独立。 面对外蒙古独立问题，民国政府无法再说这是内政问题，因为外蒙古的人口已经大幅减少，而其中的原因涉及到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行为使得民国无法为清朝辩护。无论怎么说，清朝的做法都显得极为不公。如果承认清朝的行为不对，那么就只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合理性。因此，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阳谋，国共双方在1921年实际上都已经默许了外蒙古的独立。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访问苏联时，和斯大林谈及外蒙古问题。最终，毛主席同意了苏联保留外蒙古的要求，而作为交换，苏联承诺将援助中国50个工业项目，并提供利率1%的10亿美元贷款。从那时起，外蒙古的回归问题便不再被提及。这也可以视作毛主席的一个尝试，既然收回外蒙古行不通，那就算了，毕竟清朝的行为实在是不公，导致后人难以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