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曾国藩的成功品格，会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教授的答案是“有恒为作圣之基。”曾国藩的“有恒”表现在治学、为政等方面，他经常讲，人生是一个“常”字。

曾国藩是屡败屡战的湘军统帅，面对复杂艰难的时局，他摒弃投机取巧，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正向的思维方式和扎实的办事方法，实现逆势翻盘。曾国藩的这种顶级思维揭示：真正的突破，往往产生于对本质问题的持续正面攻坚。其方法论核心在于——用战略上的绝对专注，化解战术上的万千变化。这种思维对当代人破解复杂挑战，仍具镜鉴价值。

林乾教授在《正面突破：曾国藩的顶级思维》一书中，从格局塑造、品格锤炼、破局思维、用人智慧、成事谋略、交友之道、家风传承等七个维度，系统解读曾国藩正面突破的顶级思维体系，真实再现曾国藩在官场、战场、修身等大量细节，让顶级思维可感可知。

本文主要分享三个维度的顶级思维：

1.“尚拙”与“耐烦”——慢就是快的长期主义思维

2.“忠义血性”与“制度创新”——精神与制度的双核驱动思维

3.“挺经”与“柔退”——刚柔并济的逆境应对思维

01

曾国藩不怕下“笨功夫”

与现代的我们追求“快”不同，曾国藩不怕下“笨功夫”，能忍受繁琐与枯燥，相信通过持续积累产生的复利效应，远胜于投机取巧的短期收益。

他读书时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休息。“尚拙”让曾国藩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从不留死角，因此成功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9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过了四年，就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曾国藩看起来是大器晚成，实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他总结自身经验时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学业上的“笨功夫”让他领悟了“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而打仗时失败的经历让他坚定了要走慢就是快的长期主义道路。

1854年靖港之败，是曾国藩遭遇的首次重大危机。他亲率湘军水师进攻靖港，因轻敌中伏，数十艘战船被焚，士兵溃散。他“羞愤欲绝，遂投水，左右救之得免”。但清醒后，他没有归咎于兵力不足，反而写下《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痛陈自己调度失宜的三大错误：轻敌冒进、未察地形、指挥混乱。随后，他重新制定战术；建立情报网，战前必派间谍摸清敌军虚实；更在给诸将的训令中强调：“以后作战，不求速胜，但求无过，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

后来，湘军每到一处，必花大量时间挖壕、筑墙、扎营，先确保自己不败，再求胜利。这就是“结硬寨，打呆仗”。这种“尚拙”与“耐烦”的精神正是如今的我们所欠缺的。不管是在创业还是在工作中，我们总是很浮躁，每天忙忙碌碌，总担心跟不上潮流，错过了风口。

实际上，我们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深耕核心能力，相信时间的复利。做产品要下“笨功夫”打磨，做管理要有耐心，打好基础。在商业竞争中，应找到价值链上最核心的环节，然后集中所有资源（“结硬寨”建立壁垒），进行饱和攻击，用战略上的绝对专注，化解战术上的万千变化。

02

曾国藩的人才选拔与制度创新思维

曾国藩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称：“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随着台面逐渐做大，曾国藩通过寻找帮手来辅佐自己，成就功业。可以说，曾国藩成大事的过程，就是他网罗人才，为自己找替手的过程。

曾国藩明确提出，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忠义血性为用人第一位”。他认为，只有具备内在道德感与精神气节的人，才能担当大任。他招募的士兵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对于军官，则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核心是“忠义血性”。

在实践层面，他自身则秉持“克己为体，荐贤为用”的原则，通过严格的自律来感召和汇聚英才。曾国藩提出使命愿景，使湘军从单纯武装力量转型为承载儒家价值观的军事组织，湘军内部成员能够为长远目标，持续齐心协力地奋斗。

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满”。不率冗即是不草率用人，杜绝冗员，核心是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例如他深知左宗棠刚愎自用却谋略过人，遂让其“独当一面，勿受牵掣”；察觉李鸿章精算计、善外交，便派其组建淮军，处理官场关系；发现鲍超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便为其配备参谋型副手多隆阿，嘱其“凡大事可与商议，切勿独断”。曾国藩通过建立清晰的人才画像，容忍“有缺陷的优秀”，并利用体系化培养实现人才与团队共同成长。

在制度设计上，他力主“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深信一个宏大的平台和一套清晰的规则是吸引和稳定人才的关键。他打破陈旧体制的束缚，勇于创新。针对绿营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曾国藩创立“营官制”赋予营官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自行招募士兵，形成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紧密隶属关系，从而凝聚了人心，打造出极强的战斗力。面对朝廷财政的限制，曾国藩首创“厘金”等税收制度，自筹军饷。1855年，他在江西设立12处厘金局，月入“约三万两”，基本满足军饷需求。收入来源模式的创新，使湘军摆脱对单一资金来源的依赖，实现了经费上的自主，让湘军得以脱离襁褓，自立自强。

这一思维对现代组织，尤其是创业公司，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它揭示了成功的两大支柱：“软件”是使命、愿景、价值观驱动的企业文化（忠义血性），“硬件”是科学合理的股权、薪酬和运营制度（制度创新）。一家卓越的企业，既要会“画大饼”，用崇高的理想激发团队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也要会“做馅饼”，用坚实的制度和利益分享机制来保障组织的稳定运行和持续扩张。两者缺一不可，唯有软硬结合，精神与制度双核驱动，才能打造出一支既能打仗、又打不散的铁军。

03

曾国藩刚柔并济的逆境应对思维

曾国藩信奉“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强调在重任和困难面前必须挺身担当。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是湘军与太平天国的生死决战。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以10万兵力反扑，湘军死伤惨重，将领们多次请求撤退。曾国藩却严令：“无论胜负，不准后退，退则以军法从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为鼓舞士气，他亲赴前线巡营劳军，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露立营外三日，风吹雨打不避”，士兵见之“皆感泣，愿效死力”。最终曾国藩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长期主义”的策略，推动湘军攻克安庆，撕开太平天国的防线，迎来了战争的拐点。

而在需要韬光养晦时，他则遵循“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的教诲，懂得谦退。他深谙“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重”的道理，明白唯有博大的胸襟才能承载伟大的事业。在攻破天京、功盖天下，达到人生权势的顶峰时，他出人意料地展现了“柔退”的一面。他深刻地意识到“功高震主”的危险，主动裁撤了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让手握重兵的弟弟曾国荃辞官回乡。这一系列看似“自断臂膀”的举动，正是他“盛时作衰时想”的智慧，通过主动的退让，消除了朝廷的猜忌，最终保全了自身和家族，实现了中国儒家“功成身退”的最高理想。

曾国藩为那些面对巨大压力和复杂局面的创业者与管理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心法。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一味地强硬，也不是一味地退缩，而是一种根据时机和形势，在“挺”与“柔”之间灵活切换的动态平衡能力。

在事业的攻坚期、至暗时刻，必须有“挺”住的精神，敢于负责，直面压力，用“霹雳手段”果断决策，带领团队杀出重围。而在处理人际关系、面对成功与荣耀时，则要懂得“柔”的智慧，虚心纳谏，分享成果，甚至在关键时刻急流勇退。这既是规避风险的生存之道，也是成就更大事业的格局所在。一个能“挺”而不能“柔”者，易折；一个知“柔”而不敢“挺”者，难成。唯有刚柔并济，方能行稳致远。

（《正面突破：曾国藩的顶级思维》，作者：林乾，中华书局202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