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曾经说过：“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那么，周总理一生中有哪些错误呢？

当然，这只是周总理自谦的说法，他的成绩还是要远远大于错误的，不过，周总理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他自己就曾经检讨过自己犯过的几次错误。

第一次错误，就是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应该歌颂的，但是，周总理却不这么认为。

在1964年，中央策划了一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重点提到了南昌起义，在送给周总理审阅时，周总理就对大家说：“你们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也没有根据地，是失败的。你们应该重点写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后来还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才是应该宣传的正确方向。”

可见，在周总理看来，自己领导的南昌起义是失败的，路线也是错误的，应该批判，而不是歌颂。

确实，在中国革命早期，一直在模仿苏联革命，主张像苏联革命那样攻打大城市，比如在1927年发动的三大起义，就是分别攻打江西省会南昌、湖南省会长沙、广东省会广州。

但是，中国革命有它的特殊性，在双方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三大起义都失败了，只有毛主席及时改变方向，果断放弃攻打长沙，转而率领部队去了井冈山，这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正如朱老总所说：“南昌起义虽然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但是南下广州是错误的，险些全军覆没。如果三万多人的起义队伍，像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那样去发动农民，在农村站住脚，建立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局面会好得多。毛主席才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第二次错误，是与王明的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周总理本来是长江局的书记，但王明去了武汉后，周总理却把书记的位子让给了他。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王明代表了共产国际。

在之前的几年时间里，王明一直在共产国际工作，他自己也以“共产国际代理人”自居，等到1937年底回国后，俨然一副“太上皇”的姿态，把中央原本制定的抗日政策都给否定了，要自己来领导共产党的抗战。

因为共产国际当时仍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仍然要接受它的领导，因此，作为“共产国际代理人”的王明，自然也迷惑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周总理。

周总理一向顾全大局，当王明去了武汉后，周总理就把长江局书记的位子让给了他，自己当副书记，结果让王明更加野心膨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言论，甚至要求延安的人也要去武汉开会，俨然把武汉当成了中央所在地。

好在毛主席及时制止了王明的这些做法，把他调回了延安，并撤销了长江局。

应该说，周总理在这次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为了顾全大局，过于忍让，没有跟王明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王明的嚣张气焰。

后来，周总理也多次作过检讨，说自己当时不应该把长江局书记的位子让给王明，给共产党的抗战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第三次错误，是险些泄密。

1946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在飞机上睡了一会儿，等到达南京梅园新村后，周总理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

要知道，这个小本子上记载了很多重要的机密，比如和熊向晖的联系方式，万一被国民党发现了，熊向晖就完了，甚至整个秘密战线都会遭到破坏，损失极大！

周总理也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即让人把熊向晖秘密接到自己住处，对他说了这件事，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并对他说：“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不过，好在周总理的担心没有变成现实，不然的话，秘密战线的损失就太大了！

至于为什么没有泄密，主要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马歇尔发现了那个小本子，但他来中国是调停国共内战的，会尽量保持中立，不会偏向哪一方，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小本子交给蒋介石，而是还给了周总理。

第二个说法是说，马歇尔本来想把这个小本子交给蒋介石，说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但蒋介石不以为然，说我需要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不需要情报方面的帮助。

马歇尔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就不再管这件事了，直接把小本子送给了周总理。

不管怎么说吧，这件事都是周总理的一个错误，虽然是无心之失，但也实在是太危险了，好在有惊无险，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

（参考资料：《周恩来传》《人民公仆周恩来》《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