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这个名字在历史书页上或许并不常见，但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却成为了总理亲自召见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当时担任中央对台办主任的罗青长，是少数早知总理病情的人之一，也是总理在生命最后阶段最牵挂、非见不可的人。

在这次与周总理的最后对话中，体力几乎耗尽的总理竭尽全力，用低沉的声音传递着心中遗愿：“一定不能忘记台湾的人民，也不能忘了在台湾的两位张姓朋友……”那么，是什么让总理在濒临死亡之际仍执意要见罗青长？那两位张姓朋友到底是谁，竟让总理念念不忘？

周恩来自幼立下“中华崛起”的远大目标，致力于富国强民，把国家的命运视为己任。他曾说过：“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我就必须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1972年5月，周总理被诊断出膀胱癌。经过两年的治疗，到1974年6月，由于病情恶化，他不得不告别在西花厅工作了25年的日常生活，转至解放军305医院治疗。然而，即使身体每况愈下，总理仍抓住一切机会参与国家事务，从未放弃过服务国家的责任。

长期繁重的工作使周总理自1975年12月起几乎无法进食，癌细胞不断蔓延，身体插入了17根导管。但他仍保持与各界102次会谈，接待34次外宾访问。在病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总理三度离开医院与外界沟通，四次外出探望他人。医务人员既钦佩他的坚强精神，也对他深感心疼。疾病让周总理常常昏迷不醒，有时连续几天无法清醒。12月20日，他奇迹般清醒，以微弱声音说道：“我要和罗部长说话……”工作人员赶紧确认：“是罗青长部长吗？”总理急切地点头，显然有重要事情急于交代。

消息迅速传到邓颖超，她理解总理的习惯，知道他一定有重要交代。然而按中央规定，除中央委员外，其他人不得随意探视总理，除非得到毛主席或邓小平特别批准。邓小平得知后立即支持：“总理要见谁，就让他见，时至今日了。”秘书根据指示，迅速安排一切，通知罗青长前来医院。

当时，罗青长正忙于工作，突然接到周总理卫士张树迎的电话，得知总理病危急召，他立刻驱车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他遇见了满脸忧虑的邓颖超。邓大姐告诉他，总理刚到医院时再次陷入昏迷，罗青长心情沉重，只能焦急等待，无助和紧张交织在心头。

等待中，邓颖超轻声叮嘱他：“恩来现在病情严重，心理要有准备。见到他后，请保持冷静，不要太难过。”罗青长点头，努力调整情绪。最终进入病房时，看到周总理消瘦的身体、苍白的面容和满身导管，他几乎忍不住泪水。他紧握总理的手，哽咽问道：“总理，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中午时分，总理稍微恢复意识，看到罗青长露出微弱笑容。尽管极为虚弱，他仍坚持开口，低沉却坚定的声音与罗青长深入讨论台湾现状。罗青长详细汇报情况，总理点头表示理解，并深情说道：“不要忘记那些在台湾为人民做过贡献的老朋友，他们是我们永远的亲人。”随着交流深入，总理声音渐微，眼睛闭上短暂休息。再睁眼时，他疲惫地对罗青长说：“我太累了，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谈。”罗青长内心酸楚，他清楚总理身体已到极限，却仍为国家坚持与他沟通。

在病房外守候的时光中，罗青长一直陪伴到下午1点多，才依依不舍告别，总理的坚韧精神永远铭刻在心。这次告别，也成为他们的永别。

周总理提到的两位张姓朋友，罗青长并不陌生。他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四十多年，了解总理的交友背景。张学良和张镇，在总理心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张学良，东北王张作霖之子，与周总理曾有一次深刻会晤。1936年4月9日，延安教堂内，年仅34岁的张学良初见周总理，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周总理始终关心张学良境遇，尤其在“西安事变”后，全力促成和平解决。尽管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总理仍不忘为其争取自由。

张镇虽不为大众熟知，但他在保护毛主席生命安全方面立下赫赫战功。作为周总理学生，曾在黄埔军校接受严格训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忠心护卫毛主席，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不可磨灭贡献。周总理深知这些人的意义，心中怀念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人。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总理都认为其功绩应永远铭记。

周总理一生以人民为中心，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革命生涯长达五十余年，担任总理26年，从未放松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即便生命尽头，他仍深切关注国家与人民，展现伟大胸怀与爱国情怀。

1976年1月9日清晨，全国降半旗，华夏大地为失去伟大领袖哀悼。次日，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成千上万民众前来悼念。最终1月14日，邓颖超将周总理骨灰安放在台湾厅，象征总理一生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期盼。周总理虽离世，但他的精神与情怀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的宽广爱国情怀和为人民奋斗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