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序》记载：“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士大夫阶层主要包括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层以及官僚阶层，滥觞于东汉，发展于隋唐，在宋明渐趋成熟。尤其是宋代开国君主赵匡胤汲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士人从政的积极性，同时还极大提高了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其实在唐宋时期，由于统治者积极推行社会改革，实施文治政策，通过科举选任官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至宋代，文官政治体系渐趋完善，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的道路更加平坦，士大夫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主导，他们胸怀大志，治国理民，著书立说，言传身教，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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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玉龟钮印(范仲淹印) 苏州博物馆藏

01

文治天下：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

宋朝以前，士大夫的仕途顺遂与否取决于是否遇到贤明的君主，他们往往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现实中却郁郁不得志。唐代一次科举取士约二三十人，至宋代，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大幅上升，一次多达数百人。宋太祖时期采取“特奏名”制度，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士子参与朝政。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日渐完善，宋代逐渐呈现出一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好形势，越来越多出身寒微的士子得以通过科举跻身上层社会，而凭借军功和庇荫晋升的传统途径则成为次选。

在宋代，进士的地位尤为显赫，放榜之日“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状元披红戴花，游街受众人祝贺，享万般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这句话凸显了宋朝时期士大夫地位之高。

宋真宗《劝学诗》有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当时国家厚待士大夫的真实写照。在宋朝，登科即释褐（做官），且待遇优厚。

从官职授予来看，唐朝时期即使考中了进士，仍须通过吏部考核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官职。但在宋朝，只要进士列入五甲以上便能够直接获得相应官阶，一般会被派任地方官三年，期满后即可回到都城担任京官，其升迁途径较为顺畅。

宋 青玉文天祥印 杭州宋代玉器博物馆藏

从俸禄待遇来看，宋朝士大夫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远高于普通百姓；而官员之间的待遇水平不会因品阶高低而产生较大差异，收入差距相较历代明显缩小，这使得士大夫阶层不必为“五斗米折腰”，能更加专注于施展政治抱负和理想。

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巧妙化解了武将的隐患，转而大力扶持士大夫阶层，以此构建了一套完备的文官政治制度，同时立下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尽管党争在宋代始终激烈，但即便在斗争中落败，士大夫最多遭贬谪或外放，鲜有性命之忧。

而关于士大夫的精神，宋朝时期关于“士”的解释已不同于先秦儒家所说的士之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即主要关注自身内在品德的提升。而宋朝时期的士大夫不仅关注精神世界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同时还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礼记》所载“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公天下”精神在宋朝盛行开来。

由此形成了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名臣杜范主张的“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为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北宋诗人王禹偁的《对酒吟》有云：“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诸多名言警句都是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真实体现，若用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 青玉赴举图 杭州宋代玉器博物馆藏

02

玉德明志：士大夫的价值追求

皇家对士大夫善待有加，促使其形成了一种正直、气节的人格魅力以及精神定向。这种“公天下”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主要由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文化氛围决定的。他们拥有丰厚的待遇，享受社会特权，因此更愿意为国报效、利泽民众。包拯便是当时敢于谏言的直臣，这也是宋代文臣的普遍精神状态，刚正不阿的风骨是后世文人学习的榜样。

另外，宋朝时期还开启了文人爱国守节，以死效之的风气。在宋之前，士大夫以身殉国的例子非常罕见；而宋代士大夫则以气节为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气盛行，逐渐成为士大夫的精神内核之一。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赞玉之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正是对宋朝时期士大夫精神内核、舍身守节的真实概括。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宋代，由于市场化水平持续提升、城市坊市高度融合，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服务业、娱乐业等行业大量涌现，使士林风气出现显著转变，传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价值观念逐渐松动，士人群体开始重视和关注世俗生活，士人与商人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也日渐紧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格局。

宋 玉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宽松的文教环境、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国家归属感，使宋朝士大夫不再鄙夷商业或技术，更加关注海外贸易；又因士大夫群体的思维更为活跃、包容，更易接受新思想，并将其融为成就自我的新力量，所以这一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在艺术审美层面留下了鲜明印记。

在此背景下，宋代玉器成为当时最为珍贵和风雅的艺术品，凭借典雅、自然取悦世人，在“格物致知”精神的作用下，既保有民俗意味，又追求简约秀美的内在气质与形神兼备的自然气韵，很少采用过于繁缛的装饰。

与此同时，宋代提倡以礼乐文明教化世人，重建有序的人伦纲常以及社会规范。《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兄弟）、朋友之间必须遵守相应的规范，这种行为规范被绘为《五伦图》，以凤凰为中心，在花草树木间辅以仙鹤、鸳鸯、鹡鸰、黄莺，五种禽鸟象征着社会的五伦关系，也成为官员和士大夫形象的重要象征。此类纹饰在宋代玉器艺术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以物喻人，在珍贵的玉器上留下印记，后人得以凭借这些流传下来的珍贵器物去感受宋朝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宋 白玉五伦图带饰 杭州宋代玉器博物馆藏

白玉，局部有黑点。带饰方形倭角，镂雕山石、牡丹、灵芝和五种禽鸟。主体为一只凤凰，高冠、尖喙，低头衔灵芝，羽毛层次丰富，刻画精细。仙鹤、鸳鸯、鹡鸰、黄莺位于四角，环绕在凤凰周围，构成“五伦图”。

03

书斋雅韵：文房玉器的精神栖居

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曾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至顶峰的时期。此时的皇权与士大夫群体共同创造了一段传奇历史，在士大夫主导下的宋朝文化迎来了鼎盛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席，词坛群星璀璨，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姜夔等词人将宋词推至后世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理学、绘画、雕塑、瓷器、玉器等艺术更是闻名遐迩、名扬海外。凭借卓越成就，宋朝士大夫向世人树立了全新的精神榜样：从容、积极、豪迈、洒脱。

宋代文人士大夫喜爱以雅集的形式进行文化交流，酷爱金石考古、收藏玉器，文房玉器既是其仕途的开端，同时也是其精神追求、自我警醒的物件。文房清玩便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南宋宗室、鉴赏家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将文房清供列为十项，即砚屏、琴、砚台、玩石、古画、笔墨真迹、古今石刻、钟鼎彝器，以及水滴、笔格。“斋中清玩”在李公麟、顾知、陈洪绶、王式等人编撰的《西园雅集图》里也能追寻到其踪迹。

宋 青白玉兽形砚滴 首都博物馆藏

04

复古与新声：玉器的历史回响与时代烙印

经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而宋朝开国君主大力施行以古礼治国，仁宗以后更提出“复古为三代”的希望，企图通过制礼作乐来重建社会秩序，以此稳固皇权。

在此背景下，复古不仅成为维护统治者正统地位的需要，也是士大夫抒发家国情怀、寄托理想世界的途径。宋徽宗曾下诏令王黼编纂《宣和博古图》，将宣和殿所藏20类839件铜器记录其中，涵盖了从商至唐年间的器物，开启了宋代鉴古、考古的社会之风。士大夫群体亦积极购藏、考订古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著录、研究。如欧阳修的《集古录》、李公麟的《考古图》，虽已失佚，但其主要内容被收录于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中。

受礼制建设和士大夫风气的影响，宋代金石学兴盛，仿古玉器也迅速发展起来，官方开展仿古制作活动，依照《周礼》等儒学经典来仿制礼器，如《宋史·礼志》记载：“太庙初献，依开宝例，以玉斝、玉瓒。”同时也有大量为皇家、士大夫赏玩而制的仿古玉器，它们虽承袭西周、汉代的礼玉风格，但在造型、纹饰、技艺方面有所创新——造型结构更为复杂、雕琢较为圆润、工艺精细。

另外，工匠制玉也受到士大夫精神以及艺术审美的影响，“师古而不泥古”，既反映了宋人对古玉的深刻理解，也使仿制玉器留下了独特的时代印记。正如宋代文人史尧弼在《策问》中自豪地写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明代文人、戏曲家高濂也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盛赞宋代玉器：“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

宋 白玉双螭纹方形壁 杭州宋代玉器博物馆藏

05

炉香琴剑：四般闲事中的玉魄冰心

宋代士大夫不仅在文房中赏玩玉器，也在庙堂之外追求艺术之美。他们在当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既注重人格修养，又深受禅宗“任运自然”思想的影响，不管是成为达官显宦抑或被罢黜流放，皆能不骄不躁、不喜不悲，保持不执拗于功名的良好心态，养成了高雅、洒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惯，其审美情趣也成为当时社会风尚的标杆。正如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灏的《秋日偶成》中所作“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在“玩”方面，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一套多样化的雅集方式，或吟咏诗文，或抚琴论道，不胜枚举。在《十八学士图》中，所绘宴集上不仅有琴棋书画，还陈设茶酒香花，甚至奇石古玩。焚香、点茶、插花、挂画，是当时士大夫群体在漫长的审美发展中形成的新风尚，史称“宋人四雅”。

宋朝文人热衷于焚香，既寓含对生存价值和死亡归属的人生感悟，又成为提升境界的重要途径，韩维、苏辙、郭祥正等士大夫皆主张静坐焚香，以此脱离世俗庸人的低级趣味，修身养性。

与之相应，玉制香炉是书斋清玩的重要器物。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如此描写：“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笛、管、凤钗……炉顶、帽顶……梳背、玉冠、珥、绦环、刀把、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碾法如刻，细如发丝，无毫末踰距，极尽工致。”该史料主要描述了唐宋之后香薰炉的装饰物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玉炉顶源于自然，注重用料，采用立体透雕制作工艺。

一般来讲，宋代文人独爱满池娇、瑞兽祥云、山林隐逸等纹饰图案；而北方游牧民族则偏爱具有民族特色的马背与狩猎题材，如展示契丹捺钵文化的“春水”“秋山”等也被广泛应用在玉器中。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

同时，受宋朝文治方略的影响，原本象征皇权的“龙”也被设计成穿花龙、穿石龙等形态，显得更为亲切与自然。从流传至今的中古玉炉顶来看，宋代玉炉不仅因工艺而珍贵，更因其彰显着文人士大夫的风雅之气而被推崇。

宋时文人还热衷于点茶、斗茶等活动，茶汤尚白，茶器多用青玉和玛瑙制作的盏托映衬使用。酒器用玉更为广泛，玉料晶莹剔透，更能凸显出琥珀色酒液的高端品质。传世文物所见玉质茶、酒器大都轻薄纤细，从中能够感受到士大夫在茶酒饮宴时的高雅品位。

唐宋之际，玉杯经隋代审美淬炼，自秦汉以来高足深腹的形制向矮圈足演变，繁饰的耳部手握设计，雕琢精美，彰显出宋时士大夫归于自然、追求闲适的心境，也折射出儒、释、道大融合的文化趋向。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的《元日》描绘了宋人迎新的众多习俗，饮屠苏酒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宋时人们极为关注新年的到来，谓之“一岁节序，此为最首”，《梦华录》中记载，“小民虽贫者，亦……把酒相酬尔”，可见即便是平民百姓，也会竭尽所能来宴请宾客。诗酒趁年华，饮酒不仅是节令习俗，也属于一种艺术，更是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实践。玉质酒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突破了“杯”的传统形制，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特征。

余 语

宋代是士大夫生存发展的黄金时期，皇权推崇并维护士大夫的利益，甚至提出“与臣民共治天下”的方略，使得士大夫群体形成了“兼济天下”的阔达情怀。他们追求以孔孟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不仅是当时社会秩序的设定者，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的拥护者。

随着“义利之辨”的消弭，宋时士大夫能够静下心来尊崇儒家理学，以此作为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从而推动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全面繁荣。其中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正是典型代表，而流传至今的玉器文物则是那段文明史最真实的写照——不管是其纹饰或是形制，均可感受到士大夫内心的精神向往。

宋代玉器艺术承前启后，兼具复古和创新之意，使玉器艺术融入民间，具有生活化、世俗化、自然化的艺术特点，开后世玉文化之先河。通过这些器物，我们能够与宋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深入感受它所具有的厚重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至今仍能引发人们的遐想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