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相关的论文都能写，纯人工完成，绝不是AI代笔。普通期刊每千字符80元，SCI论文一篇起价5000元。”一位“论文代写”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语气轻松。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医学期刊代写”，会弹出数十条信息，如“提供核心期刊一站式服务”“主编一对一审稿”“找有经验的写手”。央视网《锋面》记者联系了一位“论文咨询”，对方询问了代写主题和期刊级别，并给出报价：“只包写，不包发表，发表的话价格更高。”

在医疗行业，花钱请人代写、代发学术论文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今年初，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发布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过去十年全球机构的学术撤稿情况。数据显示，2014至2024年间，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以超过5%的撤稿率高居全球第一。全球撤稿率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来自中国，包括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等。

该研究引用英国学术诚信公司的分析称，在撤稿率超过1%的136家机构中，约70%来自中国，其中约60%是医院或医学院。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该院曾在不到五个月内连续发布十次通报，涉及107篇论文和学术不端事件。“许多年轻医生从论文工厂购买假稿件，这些工厂根据订单批量生产虚假科学报告。”

仅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通报了多起医学科研不端案件，涉及数据买卖、图片篡改、内容错误等。更荒诞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抚顺市中心医院等机构发表的妇产科论文中，竟出现“男性子宫肌瘤患者”“男性高危产妇”等明显违背常识的错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论文甚至显示100例妇科样本中有64例为男性。

医学论文为何成为造假“重灾区”？医护人员为何不惜代价追求论文发表？在科研与临床之间，他们该如何选择？

晋升的“敲门砖”

2019年，李佳佳因在规培期间未发表论文，未能通过北大医学院的在职研究生复试，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科研压力。

2016年，来自北京的李佳佳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某大型三甲医院妇产科，进行为期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该院是北京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病人多、病情复杂。李佳佳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一周工作6天，夜班需连续工作36小时。在这种强度下，她认为兼顾科研几乎不可能。

山东省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张欣也面临类似困境。“在地级市医院，没有研究生或规培生帮忙，医生要亲自处理所有临床工作，如出门诊、收治病人、写病历、查房等。外科医生还要做手术，一台手术做5、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实在抽不出时间看文献、写论文。”

除了工作忙，地方以及基层医院科研条件也严重不足。张欣介绍，相比省会大医院，地级市医院科研课题少，国家级课题几乎没有，省级课题经费约几十万元一项，市级课题多需自费。

“没有实验室和学术指导，医生想做科研也力不从心。”张欣的医院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医生需借用隔壁教学医院的设备，且名额有限。即使医生有科研意愿，也只能做简单病例分析，但这类论文往往质量不高，难以发表，“自己投稿基本没有被录的。”

现已跳槽到北京某体检中心的李佳佳也感叹，离开临床后，连病例资源都接触不到，更别说科研了。“晋升副高职称要求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我达不到，只能放弃。”

张欣和李佳佳告诉记者，医生职称分为医师/住院医师（初级）、主治医师（中级）、副主任医师（副高）、主任医师（正高），而论文则是晋升的“敲门砖”。从医师升主治医师压力相对较小，发一篇普通论文或通过考试即可，但升副高以上，核心期刊论文必不可少。

“代写服务已形成产业链，普通期刊代发加版面费约1万元一篇，核心期刊可能要4、5万元，都是医生自掏腰包。好多年了，这在基层医疗圈是公开的秘密。”张欣坦言。

不“唯论文”，然后呢？

尽管许多医护人员身心疲惫，但他们难以“躺平”，因为职称高低直接关系工资和地位。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解释，医生级别越高，在诊疗中越核心，不可替代性越强，地位自然越高；看病的人也会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高了。“搞科研对医生是名利双收的事。”

黑龙江省某乡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赵春发现，病人宁愿排队挂专家号，也不愿来他这里。张欣所在医院，副高职称比中级职称月薪高2000-4000元，退休后差距更大。此外，职称还为医务人员提供了一层职业保障，低学历、低职称人员更容易在优化调整中被清退，因此许多医护不得不持续参与竞聘以维持竞争力。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张明吉，长期从事基层医疗卫生政策研究。在他看来，医生之所以拼命“卷”论文、“卷”职称，其制度性根源在于卫生行业人才评价缺乏行业自治传统，完全受行政部门主导，属于外在评价，导致评价体系僵化。

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卫生事业单位，具有鲜明的行政体制色彩，医疗资源配置同样有等级划分。无论是机构还是医生，都需要被行政体系评定级别，级别越高优质资源越多，待遇、发展也越好。

据张明吉介绍，医学不同领域差异较大，有各自较高的专业门槛，然而卫生部门的职称评定由卫健委和人社部门联合决定，其标准依赖客观、一致的表面指标，评价过于单一，而且评价者不全是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毕竟科研好算，论文发了几篇、啥档次；项目做了多少、啥级别、经费多不多……这些都能转化成客观数字；而病看得好不好，却有不少主观影响。”

“大家都知道‘唯论文’不合理，呼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公平、透明的替代方案，应该按什么标准来拉开差距？”张明吉认为，准确、清晰地评估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操作上并不容易，目前还没有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统一的评价体系。

张欣也有同样困惑。今年准备晋升副高的她，前不久收到了山东省评价方式改革的消息——论文作为“加分项”，不再是必须要求；职称考试、门诊接诊量、出院病人数、手术难度等指标被纳入考察。“比如，晋升要求门诊量达到6000例，绝大多数医生都能达标，但名额只有50个，靠什么来筛选？”张欣担心，取消论文要求后，暗箱操作的风险反而更大。

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要破解这一困局，不能仅靠零散调整，而需从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和医生分类等多维度入手，推动系统性改革。

张明吉认为，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更多元、软性的评价标准。临床接诊量、手术量、门诊量等硬性指标应作为基础，同时更多采用软性的同行主观评价，并保证主观评价的可问责性。例如，可引入同行专家评审团，通过面试、案例报告等方式，使评价更贴近临床实际能力，而非流于形式。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如录制面试视频供公众查阅，以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事实上，近年来医务人员职称改革已在推进。2021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科学合理对待论文，取消职称申报时对论文篇数的要求，将论文作为代表作的一种形式。在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各个环节，不得将论文篇数和SCI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直接判断依据。

但各地落实进度不一。赵春表示，他所在的卫生院已按照黑龙江省2022年印发的职称制度改革方案执行，晋升副高职称不再要求论文，而是通过诊治病种范围和数量、手术级别和例数、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进行评价。不过，李亚所在的石家庄某三甲医院职称考评标准尚未发生明显变化。

“医生群体并非铁板一块，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显然不合理。”王岳指出，医生被困于科研的根源在于评价体系的异化。改革不是否定科研的价值，而是让科研与临床各归其位。

他建议将医生至少分为三类：临床型、临床科研型和科研型。临床型医生应占绝大多数，其核心任务是看病和疾病预防，评价标准应以临床实践为主；临床科研型医生可兼顾诊疗与创新，适合大型医院；科研型医生则专注于前沿探索，占比极小。通过分类，让医生根据自身兴趣和特长选择发展路径，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压力。

尤其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科研考核应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基层医生更应聚焦临床经验和科普工作，而非追求高深论文。王岳强调，绝大多数医生不是科学家，他们的价值体现在日常诊疗和健康宣导上。政府文件已明确取消县级以下医疗机构的科研要求，但执行层面仍存在内卷现象，“因为在目前医院的等级评审中，科研等指标的权重仍然较大。”因此，需加强政策落地监督，防止医院变相加码。

值得注意的是，评价体系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正如张明吉所说，改革的关键是“不破不立”，但废除旧标准后，在建立更多元、完整的评价体系之前，可能存在短期的混乱局面。因此，改革需要勇气和耐心，容忍和引导短期混乱，鼓励更多试点探索，为医疗评价体系改革摸索出一条路。

（应受访者要求，张欣、李佳佳为化名）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