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再次举起屠刀，这一次的屠刀却落在了跟随他长达三十六年的开国元勋韩国公李善长及其满门七十余口身上。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唯有李善长之子李祺因娶了朱元璋之女临安公主而幸免于难，其两个儿子李芳、李茂也得以保全性命。

李善长自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起便效忠于朱元璋，为明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在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将其列为开国六公之首，并给予极高评价：善长之功，虽萧何未必能及。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臣，最终也难逃被诛杀的命运。

关于李善长之死的真相，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他是无辜枉死，也有人坚称他确实参与了谋反。要探究其中缘由，还需从李善长的生平说起。

李善长生于安徽定远，自幼聪颖好学，精通法家学说。年轻时曾多次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只得在家乡以教书为生。元末天下大乱之际，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至正十四年，当朱元璋率红巾军经过定远时，四十岁的李善长认定这位年轻将领就是自己等待的明主，遂主动投效。虽然年长朱元璋十四岁，但两人一见如故，朱元璋当即委以掌管文书的重任。

在明朝建立过程中，李善长主要承担后勤保障工作。他负责粮草转运、军械供应等事务，同时善于治理地方、安抚军民，为前线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朱元璋曾评价说：善长虽无战功，实为开国第一功臣。因此在称吴王时便封其为宣国公、左相国；明朝建立后又晋封韩国公，位居开国六公之首，并担任中书省左丞相。

值得注意的是，李善长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在平定江南的战事中，他虽未亲临前线，但军机决策、赏罚章程多出其手。开国后，他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当时明朝册封的三十多位公侯大多桀骜不驯，彼此矛盾重重。李善长凭借年高德劭的威望和出色的协调能力，有效维护了将领间的团结，为朱元璋平定四方、打击北元残余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长期共事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建立了深厚情谊。朱元璋视其为长辈，凡封立诸王、婚丧嫁娶、爵赏功臣等重大事务，必与其商议。当皇帝离京时，常命李善长辅佐太子朱标监国，其受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与朱元璋情同兄弟的徐达。

然而随着地位日隆，李善长渐生骄矜之心。史载他表面温文尔雅，实则心胸狭隘、待人严苛。在朝堂上以功臣元老自居，对冒犯者打击报复。如李饮冰、杨希圣仅因言语冒犯就被他弹劾罢官。更严重的是与刘伯温论法不合时，竟当庭辱骂，致使刘伯温恐惧请辞。这些行为逐渐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洪武四年（1371年），察觉圣意有变的李善长借病请辞。朱元璋准其归乡养病，并厚赐田宅、奴仆。病愈后，李善长主动请求继续闲居，被委以管理迁至濠州的江南富民。这项差事使他获利颇丰，本欲就此终老。

但朝中缺了李善长后，朱元璋深感不便。继任的杨宪、汪广洋等皆难当大任，中书省政务陷入混乱。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李祺，借机召其回京，与李文忠共掌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复出后的李善长更加谨慎，并推荐胡惟庸任左丞相。

胡惟庸的崛起为朱元璋废除相制提供了契机。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顺势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举荐者的李善长却未受牵连。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其弟李存义因涉胡案被流放，李善长也未出面求情。

最终导致李善长灭门的导火索是其外甥丁斌的供词。丁斌为脱罪揭发胡惟庸曾两次拉拢李善长，虽遭拒绝却未举报。随后又有告发称李善长隐匿胡惟庸通敌证据，家奴也出面指控其受贿。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使朱元璋下令处死李善长全家，并牵连上万人。

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一场冤狱。从动机看，位极人臣的李善长实无谋反必要；从证据看，全系人证而无实据。其真正死因可能与朱元璋清洗功臣的政策及锦衣卫的构陷有关。当时指挥使毛骧为自保，必须除掉功臣集团领袖李善长，甚至不惜操纵星象之说促使朱元璋下决心。事后醒悟的朱元璋虽处死毛骧并撤销锦衣卫，但已无法挽回李善长的性命。

这场悲剧折射出明初政局的残酷。朱元璋为巩固皇权、为继承人扫清障碍，不惜制造冤狱。但客观来看，被诛功臣中确有不少违法乱纪之徒，只是朱元璋借胡党之名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无辜者蒙冤。李善长之死，正是这种极端政治环境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