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保卫中原，弘治年间在北部边境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称为九边。

九边防御体系旨在巩固北部边防，应对北元的骚扰。

明成祖朱棣五次出征漠北，并沿边设镇驻兵。

后在嘉靖年间，为保护京城和帝陵，又增设了昌镇和真保二镇，合称"九边十一镇"。

原文赏析：

又设九边，以卫中夏：辽东， 蓟州， 宣府， 大同， 榆林， 宁夏， 甘肃， 太原， 固原。

孙氏曰：「太祖平天下，尝垂训曰：四方诸夷，其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者，但使彼不相侵扰，即当共安无事，慎毋恃中国强大，兴兵起衅。 惟胡戎密迩边境，累代为中国患，宜谨备焉。 呜呼！圣谟何洋洋也。 成祖初定安南，本非利其土地。 宣宗弃之，不害为善守。 独是大宁废而辽东、蓟州、宣府之备多，河套失而太原、大同、榆林、固原、宁夏之患急，哈密弃而甘肃、西宁、洮河、松茂之寇滋。 然则祖宗成宪，洵未可轻变矣。 君子观于九边之制，而不胜升降之慨焉。」

【译文】明朝还设立了九个边防重地来保卫中原地区，它们分别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

孙氏评论道：“明太祖平定天下时，曾训诫说：「四方的各族，如果他们被山和海阻隔在一角，只要他们不互相侵扰，就应该共同维持和平，不要依仗自己的强大而挑起战争。只有胡戎紧邻边境，历代都是中国的忧患，应该谨慎防备。」

太祖的圣明训诫真是博大精深。

明成祖最初平定安南，并非贪图其土地。

明宣宗放弃安南，并不妨碍他是一位善于守卫国家的君主。

但大宁的废弃导致辽东、蓟州、宣府的防备增多，河套的失守使太原、大同、榆林、固原、宁夏的忧患加剧，哈密的放弃使甘肃、西宁、洮河、松茂的敌寇增多。

因此，祖宗的既定法制，确实不能轻易改变。

君子观察这九边的设置，不禁感慨升降的变迁。”

王氏曰：昔狄梁公有言，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控大漠，南界五岭。 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三代以前，夷狄之患少，其备边之制，惟来则拒之，去则忽追。 秦汉以降，更相角逐，生民之祸始烈。 要未有叠主中夏，甚且尺地一民，皆得而臣服之也。 中原之不竞，肇于和亲，极于纳币称臣。 我国家张皇六师，式遏万里，乃循秦汉之长城，垂九边之定制，雪耻除凶，度越往古。

【译文】王氏说：「从前狄梁公有句话说，天生四夷都在先王封疆之外，所以东边是茫茫大海，西边是连绵的沙漠，北边是辽阔的大漠，南边是五岭山脉。

这是天意用来限制夷狄与中原的隔阂。

先秦以前，夷狄的忧患较少，他们防备边境的制度，只是敌人来时抵抗，敌人去时就不追击。秦汉以后，中原与夷狄互相角逐，百姓的灾难开始加剧。

那时候从未有一个夷狄国家能够主宰中原，甚至没有得到过中原的一尺土地、一个百姓，成为他们的臣民。

中原的不振，始于和亲，终于纳币称臣。我们国家振兴军队，阻止万里入侵，于是遵循秦汉的长城，制定了九边的制度，雪耻除凶，超越了往古。

然而犹有虞者，封贡不除，互市不革，无以消奸民外诱之端，黠虏内窥之渐也。 盖虏必不能忘情中国者，以中国之多可欲。 而非有内地叛民为之乡导，则其患犹可量。 宋元以后之蘽情不可准以汉唐之旧制，乃欲高语来庭，虚张岁市，养祸伏衅，而恃为弭边善政，不亦惑乎？呜呼！削株掘根，毋与祸邻，必也。 闭关折符，单使勿逼也;投珠却玉，匹马勿入也。 因机遘会，则西堑玉门，北固受降，东修柳城。 隔绝其往来，杜塞其耳目，使中外之限如九天九地绝不可干也。 庶足以纾悠悠之患乎。 」

【译文】然而，仍有令人忧虑的事，封贡制度不废除，互市制度不改革，就无法消除奸民引诱外敌的祸端，也无法遏制狡猾的敌寇暗中窥探的企图。

敌寇一定没忘记中原，因为中原的富饶值得他们垂涎。

但如果没有中原的叛民为他们做向导，他们的祸害还是可控的。

宋元以后的情形不能按照汉唐的旧制度来评估，如果还想高调宣扬他们来朝贡，虚张声势地设立岁市，养虎为患，却还认为这是消除边境忧患的善政，不是很荒谬吗？

要消除祸患，必须斩草除根，不与邻国有祸患往来。

必须闭关自守，拒绝与敌国使者接触；拒绝接受他们的礼物，连一匹马都不能让他们进入境内。

抓住时机，可以在西边挖掘玉门关，北边固守受降城，东边修筑柳城。

隔绝他们的往来，堵塞他们的耳目，使中原与四夷的界限如同九天九地般不可逾越。

这或许能够舒缓长期的忧患吧。”」

端倪解析：

明朝建立之后，逃亡北方的元朝残部仍然不断地袭扰明朝的北方边塞，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因此，明朝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这些军事重镇，派兵驻守，保卫大明边疆。

九边也称九镇，明朝中后期不仅要抵御北方蒙古，还有女真势力。

九个军事重镇分布在长城沿线，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

辽东镇：总兵初驻广宁（辽宁北镇市），隆庆后驻东宁卫（辽宁辽阳市）。

蓟州镇：总兵初驻桃林口，后移迁安寺子峪（狮子峪），天顺年移三屯营（河北迁西县）。

宣府镇：总兵驻宣府卫（河北张家口宣化区）。

大同镇：总兵驻大同府（山西大同）。

山西镇（太原镇）：总兵初驻偏头关（山西偏关县），后移驻宁武所（山西宁武县）。

延绥镇（榆林镇）：总兵初驻绥德州（陕西绥德），成化以后移治榆林卫（陕西榆林）。

宁夏镇：总兵驻宁夏卫（宁夏银川）。

固原镇（陕西镇）：总兵驻固原州（宁夏固原）。

甘肃镇：总兵驻甘州卫（甘肃张掖）。

每镇设有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等，无固定品级和定员。各镇驻有重兵，主兵约六十万，加上客兵数量庞大。

为维持军饷，初期依赖屯田，后逐渐由京师太仓库供应。

军饷问题成为明朝财政负担的重要原因。

九边的设立，形成了从鸭绿江到嘉峪关的北方防线，加强了北部防御，但也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导致百姓负担沉重，甚至引发兵变。

由于明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沿海居民不得从事海上经商，导致许多明朝的南方人成为倭寇。

明朝真倭还是以日本人为主，武艺相对强点，武器精良。

在日本政局动荡和海盗活跃的背景下，倭寇活动达到高峰。

假倭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为主，混编有明朝南方人、朝鲜人和其他东亚民族。

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之乱后，明朝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此减轻倭寇威胁。

嘉靖倭乱始于1552年四月的浙江沿海，泉州、漳州的海盗勾结日本人在舟山和象山登陆后，盘据台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烧杀抢掠。

原文赏析：

又倭寇纵横，东南糜烂，方中之势，浸以昃矣。

史略：明初，并海郡县，屡被倭患。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道，自山东至江南北、浙东西以及闽岭，皆筑城置戍，控扼要害。二十年复命江夏侯周德兴筑城于福建滨海诸处， 自是虽间有倭警，旋即退散。嘉靖二年，倭党互争贡，遂起衅相攻，杀掠宁波，以至绍兴。自是浸淫至两浙、江、淮、闽、广之境，纵横出没，所至屠掠一空。至四十四年余患始息。残破郡邑，殆以百计。东南素称富庶，至是为之衰耗。

【译文】此外，明朝中期，倭寇在沿海地区肆意横行，使东南地区遭受严重破坏，明朝的国势逐渐衰落。

《史略》记载：明朝初期，沿海的郡县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海道，从山东到江南北、浙东西以及闽岭，都修筑城池并设置守备，以控制要害之地。

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地区修筑城池。

从此，虽然偶尔还有倭寇的警报，但很快就消退了。

嘉靖二年（1523年），倭寇之间因争夺贡品而互相攻击，他们在宁波、绍兴等地进行杀戮和掠夺。

之后，倭寇的侵扰范围逐渐扩大到两浙、江、淮、闽、广等地，他们纵横出没，所到之处都屠杀抢掠一空。

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倭患才逐渐平息。

这些被倭寇破坏的郡邑几乎数以百计。

东南地区向来富饶，但因此变得衰微。

是时版图，为直隶二，承宣布政使司十三：

京师， 南京， 山东， 山西， 陜西， 河南， 浙江， 江西， 湖广， 四川， 福建，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译文】当时的明朝版图包括2个直隶和13个承宣布政使司：

京师、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夏氏曰：「国朝疆理天下，轻重本末，犁然备举。夫建都燕京，则不得不重山、陜。山、陜天下之项背，而京师之头目也。山、陜有事，其应之也，当甚于救焚拯溺，一或不备，而祸不可挽矣。必也选将训兵，兴屯广牧，常畜其有余之力，则天下虽有大故，而根本可以无患。辽东局处一隅，依山阻海，虽逼在肘腋，而御得其道，可画疆守而阻关固也。山东、河南、江南、湖广，其天下之腰膂乎？江、浙、川、广、福建、云、贵，其天下之四肢乎？夫不知天下之全势，而言创言守，两无当也。十五州之形胜具在，何不一揆其措置之理乎？」

【译文】夏氏（作者本人）评论道：“明朝在治理天下时，充分考虑了各地的轻重缓急和本末关系，条理分明。

选择燕京作为都城，就不得不重视山西和陕西的地位。山西和陕西是国家的脊梁，而京师则是其头脑。

如果山西和陕西发生问题，对其的应对应当比救火和救人还要紧迫。

如果不做好准备，那么祸害将无法挽回。

因此，必须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发展屯田和畜牧业，并经常保持充足的力量。

这样，即使天下发生大的变故，国家的根本也不会受到威胁。

辽东地处偏远，依山傍海，虽然逼近边境，但如果防御得当，仍然可以划定疆界，并依靠关隘固守。

山东、河南、江南、湖广等地是国家的腰部和背部，而江、浙、川、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则是国家的四肢。

如果不了解天下的整体形势，而只是空谈创建或防守，那么两方面都不会得当。

现在十五个州的地理形势都很明显，为什么不统一考虑它们的部署和治理策略呢？”

端倪解析：

明朝中期时，日本正处于战乱时期，大量人民失业，许多人选择成为海盗。

日本各势力对财力的需求加剧，进一步推动了海盗活动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和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为倭寇侵略提供了客观条件。

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导致“官市不开，私市不止”，引发了“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的走私狂潮。

明朝为了应对倭寇，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多个卫所，建立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明朝也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前往沿海地区，对倭寇进行了多次剿灭行动。

例如，明朝在1548年派军进攻浙江舟山双屿岛，大海商许栋兄弟逃亡，而许栋的部下王直收揽余众，转上日本。

1553年，明朝再次派军进攻浯屿走马溪，再次取得大胜，将前后俘获的李光头等96人处斩。

明朝也多次派遣使节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其限制倭寇的活动。明朝也鼓励沿海居民组织自卫队，自行保卫家园。

以及明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倭寇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夏氏强调了山陕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认为其是天下的"项背"和京师的"头目"。他主张在山陕地区选将训兵，兴屯广牧，以备不时之需。

他还提到了辽东的地理位置，虽然处于边陲，但如果能够有效防守，也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

此外，他还强调了山东、河南、江南、湖广等地的重要性，认为这些地方是天下的"腰膂"，而江浙、川、广、福建、云、贵等地则是天下的"四肢"。

他认为，只有全面了解天下的地理形势，才能有效地进行防守。

这是一种全局观的战略思考，体现了其深厚的地理知识和战略眼光。

总的来说，这段话的观点独到，论述深入，是一段高质量的历史地理战略分析。

元朝败亡后，肃王兀纳失里控制了哈密，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接受明朝羁縻，封哈密国王。

1406年，明朝设立哈密卫，任命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

1513年，哈密被吐鲁番汗国吞并。

明代中叶，前套有鞑靼、瓦剌和兀良哈等部落。

明朝在西套平原设宁夏镇和中卫等卫所，宁夏镇为九边重镇之一。

后套宁夏平原归属陕西都指挥使司。

洪武九年，大批江南民众迁移至宁夏，开展军民屯垦，恢复战乱毁坏的渠道。

宁夏地方官吏疏浚旧渠，开发新渠，扩大灌溉面积。

宁夏在明朝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系统中十分重要。宁夏镇和固原镇是九边重镇。

西北部设有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战线漫长难以协同作战。

弘治十年（1497年），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简称三边总督，调度三边兵马。

嘉靖四年（1525年）起，三边总督成为定设。

原文赏析：

世宗兴邸潜飞， 中兴之望，朝野欣欣，而斥绝言路，保任大奸。

初既弃哈密，

史略：哈密西去土鲁番千余里。 成化以后哈密衰，土鲁番益强，屡肆吞噬，国家以哈密外领西域，内蔽边郡，非此则无以离戎、朔之交，因务设方略，以存复之。土鲁番虽骄横，亦未敢安据其地。嘉靖三年土鲁番入塞，犯甘州，边臣败却之，又追败之于肃州。八年复犯肃州，败走，寻请降，且以哈密来归。朝议以哈密既残破，且去边远，疲中国以存外夷，非计也，遂弃不复有。嘉峪关外，皆为寇境。 又是时，亦不剌盘据西海， 瓦剌结巢北山， 于是河西三面受敌，备羌御朔，日不暇给。

【译文】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即位后，人们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能振兴明朝，朝野上下都欢欣鼓舞。但他却排斥言论，庇护和重用奸臣。

明世宗时，明朝放弃了哈密。

《史略》记载：哈密距离土鲁番千多里。

从成化年间（1465年）开始，哈密逐渐衰败，而土鲁番逐渐强大，多次侵吞哈密。

明朝认为哈密是西域的门户，也是边郡的屏障，不占据哈密就无法分隔戎、朔两族的势力，因此一直设法恢复哈密。

虽然土鲁番态度骄横，但也未曾安稳地占据哈密。

嘉靖三年（1524年），土鲁番入侵边塞，侵犯甘州，边境官员成功击退他们，并在肃州再次击败他们。

嘉靖八年（1529年），土鲁番再次侵犯肃州，失败后请求投降，并将哈密归还给明朝。

但朝廷认为哈密已经破败不堪，距离遥远，疲于用兵来维护外国领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放弃哈密，不再收复。

从此，嘉峪关外都成了敌境。

同时，亦不剌在西海盘踞，瓦剌在北山结巢，河西地区三面受敌，防御羌族和北方民族的侵扰变得异常繁忙。

继复弃河套。

史略：明初，李文忠败元于丰州， 既而城东胜， 河套以内，耕屯相望。永乐初方事远略，弃东胜不守。其后大兵数出，亡元远窜，窥伺益少。正统中稍稍多事，乃议筑榆林诸城堡，成化中复筑榆林边墙千余里，而河套渐成瓯脱，然议者未尝不欲复汉、唐故事，为捍边固圉计也。 嘉靖以来，北胡部pj.dti6.cn/8n3b4落益强，往往窟穴套中， 河东、关西岁被蹂躏。二十五年督臣曾铣以复套为己任，规画甚伟，为严嵩所构弃市。自是边事日坏。敌旋入宣、蓟，犯京师，蔓衍以至辽东，朝廷旰食，无敢议及河套者。

【译文】之后明朝又放弃了河套地区。

《史略》记载：明朝初期，李文忠在丰州打败元朝军队，之后在城东建立东胜，河套以内地区，耕作与屯田的景象随处可见。

永乐初年（1403年），明朝为了远征而放弃了东胜。

此后，明朝多次派出大军，元朝残余势力逐渐远离，对明朝的窥视也减少。

在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边境事务逐渐增多，明朝开始商议修筑榆林等城堡。

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又修筑了榆林边墙千余里，但河套地区逐渐变成了边境的空隙。

尽管有人提议效仿汉唐时期的策略，巩固边防，但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以来，北方游牧民族部落日益强大，经常在河套地区建立据点，河东、关西地区年年受到侵扰。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督臣曾铣以收复河套为己任，制定了宏伟的计划，但却被严嵩陷害并处死。

从此，边境事务日益恶化。

敌人不断入侵宣府、蓟州，甚至侵犯京师，战火蔓延至辽东。

朝廷忙于应对，无人敢再提及收复河套。

端倪解析：

哈密内部有回回、畏兀尔、哈剌灰三大部族势力，它们互相之间很不团结，回回人甚至引来吐鲁番人入侵哈密。

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力不强，对于吐鲁番对哈密的野心，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哈密卫在内乱和被蒙古人劫掠了几番后，实力已经十分衰弱，因而无力抵抗吐鲁番汗国的侵扰。

朱瞻基之后，明朝的控制范围持续缩小，北方的防线一直不稳，西北的哈密卫在正德年间被吐鲁番夺取，明朝失去了唯一一块西域的根据地。

明朝在西北设置的“关西七卫”总体上是稳固的，但是明朝这时候实在没有个老大的样子;

明朝对小弟不伸出援手的行为，看似没有担当，但是此时的明朝北疆已经被也先搞得够呛了，无力再去帮助哈密。

明朝在河套地区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人口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

明朝的财政状况在中后期并不宽裕，对于边疆地区的维持主要依赖中央的供血；

长此以往，随着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明朝的国力逐渐衰弱，因此放弃河套地区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明朝的军事实力在逐渐下滑，对于蒙古部族的威胁，明朝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特别是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军事防御力量严重削弱，无法阻止蒙古部族南下河套。

明朝在成化年间开始改变明前期以来的防御策略，尝试利用军事进攻的方式，主动解决核心边疆的被动劣势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搜套”。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搜套”的政治目标并未实现，明朝最终选择在河套南缘修筑边墙，构建长城防御体系，从而放弃了河套地区。

1435年，明宣宗去世，英宗继位时年仅八岁，由太皇太后张氏指定五位大臣辅政，但英宗更信任司礼监太监王振。

王振逐渐干政，因太皇太后支持三杨治理，局势还算平稳。

三杨相继去世后，朝政被王振掌控。

正统年间，各地农民起义频发，明军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王骥三次征讨未能彻底平息，国力受损。

为弥补财政空虚，一度加重地方税赋，激化了矛盾，也削弱了北方守备力量。

明朝边防的松弛，让蒙古多次骚扰，军屯被侵占，军饷不足，军队逃兵问题严重，战斗力低下。

也先继位后，瓦剌势力强盛。

1448年底，也先以贡使问题为由，集结军队大举进攻明朝边境，揭开土木堡之变的序幕。

1505年，明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为明武宗，年号正德。

即位后，他信任刘瑾等宦官，朝中大事皆由刘瑾决定。

虽然正德五年刘瑾被处死，但武宗依旧声色犬马，频繁出巡。

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武宗以出征为名南下游玩，最终俘虏宁王。

正德年间战事频繁，包括鞑靼达延汗进犯、宁夏安化王谋反、山东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谋反等。

原文赏析：

迨土木告变， 四海震惊，非少保之忠勤，社稷几于不守。

史略：英宗在位，屡兴大兵，南北骚动。 正统十四年，瓦剌也先犯大同境， 太监王振劝上亲征，出居庸，历怀来、宣府至大同，兵氛甚恶，乃班师。大同帅郭登请上从紫荆关入关pj.dti6.cn/77vtw在易州西，见前，振不听。还至宣府，敌自后追袭，遣将拒战，皆败没。次土木，人马疲渴，而铁骑四合，死伤无算，上为也先所得，遂诣塞外，京师震骇。

【译文】等到土木堡之变发生，全国震惊，如果不是少保于谦的忠诚勤王，国家几乎难以守住。

《史略》记载：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多次发起大战，导致南北动荡。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的也先侵犯大同边境，太监王振劝皇帝亲自出征。

明英宗出居庸关，经过怀来、宣府到达大同，但战争形势恶化，决定班师回朝。

大同的将领郭登建议明英宗从紫荆关入关，并在易州西面与他会面，但王振没有听从。

回到宣府时，敌军从后面追击，皇帝派遣将领抵抗，但都失败了。

在土木堡，人马疲惫口渴，而敌军铁骑四面围攻，死伤无数。

皇帝被也先俘虏，并被送到塞外，京师震惊。

百官遵太后命，奉郕王摄政，寻即位。于谦掌机务，收辑丧亡，经理捍御。也先以送上皇还京为名，过大同至广昌， 破紫荆关，抵京城西北，于谦督石亨等营城外，奋击败之，也先复奉上皇遁去。时郭登固守大同，罗亨信固守宣府，京师恃为肩背。谦又于天寿山， 居庸关及涿州、通州、易州、保定、真定 皆屯宿重兵，卫畿辅，而自辽、蓟以至甘肃，中间边关堡塞皆得人戍守，敌入寇辄败去，于是国势大振。也先遣使求和，不许。敌知中国有备，而挟上皇为空质，奸谋遂消，上皇旋自北还。宗社奠安，谦一人力也。

【译文】百官遵从太后的命令，让郕王（景泰帝朱祁钰）摄政，不久后郕王即位。

于谦掌管国家事务，收集失散的士兵，负责防御。

也先以送皇帝回京为名，经过大同到广昌，攻破紫荆关，抵达京城西北。

于谦指挥石亨等人在城外扎营，奋勇击败敌军，也先又带着皇帝逃走了。

当时，郭登坚守大同，罗亨信坚守宣府，京师依靠他们作为后盾。

于谦还在天寿山、居庸关以及涿州、通州、易州、保定、真定等地屯驻重兵，保卫京城；

并从辽蓟到甘肃，中间的边关堡垒都有人驻守，敌军入侵总是失败，于是国家势力大大增强。

也先派使者求和，但都被拒绝了。

敌军知道明朝有防备，挟持皇帝也没用了。

阴谋失效后，皇帝从北方返回。

国家社稷得以安定，这全是于谦的功劳。

武宗盘游，衅孽屡作。

史略：正德五年寘鐇反宁夏， 镇将仇钺讨平之。 十四年，宸濠反南昌， 陷南康、九江，攻安庆不克，赣抚王守仁等讨平之。 是时边塞屡被寇扰，中原远近盗贼羣起。其最甚者，刘六、刘七、赵燧等，起于畿辅，转掠北直、山东、河南、湖广、南畿，久而始灭。 又蓝廷瑞等起保宁，犯汉中、郧阳及川东、贵州境； 谢志珊等起于南、赣， 掠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境， 虽相继诛灭，而所在困弊矣。

【译文】明武宗朱厚照喜欢游玩，导致祸乱频繁发生。

《史略》记载：正德五年（1510年），朱寘鐇在宁夏反叛，被镇将仇钺平定。

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在南昌反叛，攻陷南康、九江，攻打安庆但未成功，后被赣南巡抚王守仁等人平定。

当时，边境多次被侵扰，中原远近的盗贼也频繁起事。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刘六、刘七、赵燧等人，他们在京城附近起事，辗转掠夺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南直隶等地，经过很长时间才被平定。

此外，蓝廷瑞等人在保宁起事，侵犯汉中、郧阳以及川东、贵州等地；

谢志珊等人在南、赣起事，掠夺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等地;

虽然各地都相继被平定了，但所祸乱之处都疲惫困苦。

端倪解析：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暴露了明朝在政治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明朝的“朝贡贸易”和对北方游牧民族“以夷制夷”的政策存在着“养虎为患”的危险。

其次，土木堡之变展现了明朝宦官拥有干政专权的隐患。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对外政策由攻势转为防御的标志性事件。

这次事件暴露了明朝北方边防的松弛，以及士兵武备的不堪。

土木堡之变也导致了明朝社会的动荡。

农民土地被封建大地主侵吞、兼并，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征发、层层加码的税款折磨苦不堪言，旱灾、水灾、蝗灾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

在蒙古的视角中，土木堡之战中，蒙古仅用两万兵力就取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胜，这也是明朝三百年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但是土木堡之变也展现了明朝人民的忠诚和勇敢，特别是于少保的功绩。

明武宗朱厚照时期，朝廷乱象四起，政治秩序混乱，社会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

明武宗在位期间，宦官势力大增，他们握有重权，对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种情况下，朝政混乱，各地反叛频发。

明武宗在位期间，军事上的失策也是导致各地反叛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他在应州之役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场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得国家防线出现了空档，为各地的反叛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