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代开始，历代王朝都没有忘记对诸葛亮的追封与褒扬，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他的功勋和名望上添砖加瓦。晋朝册封他为武兴王；到了唐朝，进一步尊为武灵王，并赐庙祭祀；宋代则赐庙号为“英惠庙”，又加“仁济”之号；元朝时期，追封的称号更为繁复，称他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太祖朱元璋钦定“帝王庙”，将诸葛亮列入从祀的三十七名功臣之一，仍以“忠武侯”的身份供奉；至清代，不仅对历代为纪念诸葛亮所建的祠庙进行大规模修葺，还在每年春秋两祭中将他列入从祀。可以说，历代对诸葛亮的推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贤相的地位，而是几乎接近宗庙之祀的规格。

然而，后世的褒奖与小说的演绎往往难免夸大其词，真正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要回到历史本身。今天，我们不妨以陈寿所著《诸葛亮传》为基础，来客观讨论一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陈寿对诸葛亮的总体评价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他极为肯定诸葛亮在蜀汉内政中的治理能力，尤其强调其“依法治蜀”的方针，认为诸葛亮善于整饬吏治，保障蜀地的稳定发展。在陈寿眼里，诸葛亮称得上“治世之良才”。不过，这一评价虽高，却并非独一无二，历史上不乏类似的能臣，陈寿的措辞显然是克制且中庸的。其次，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成就则持保留态度，认为他在军事上的成绩远不及内政。他特别指出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也就是屡次北伐，却无决定性胜利，这被他视作孔明在军事领域的短板。

那么，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是否真的远胜于军事才能呢？笔者认为，诸葛亮在政治上的确是举世公认的能手，而他的军事表现虽未必能与曹操相比，但也绝非陈寿所说的平庸。只要仔细分析其军事生涯，就能发现其中的亮点。

诸葛亮最早的军事实践是在公元211年，他随赵云、张飞兵分三路进入蜀地助刘备。然而在这场行动中，他的表现平平，未见出色。但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四年后的南征。小说《三国演义》将南征描绘成旷日持久的“七擒孟获”，但历史事实是，诸葛亮仅用数月便平定南中，成功击败孟获及各部落势力。南征之所以能迅速取胜，除了军事调度得当外，更重要的是诸葛亮懂得结合政治与军事：他善于安抚南中百姓，争取人心，使得军事行动得以顺利推进。这场战役不仅稳定了蜀汉南部边境，也有效解决了民族矛盾。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非虚名。

若放眼古今，真正伟大的军事家往往都兼具政治与军事手腕。曹操、李世民无一不是军政合一的典范。缺乏政治智慧的将领，即使战术高超，也难以成就大业。项羽之所以败给刘邦，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治手段的缺乏，才让刘邦得以凭借人心、政策最终翻盘。诸葛亮在这一点上，与真正的军事家无疑是同类。

但问题来了，既然诸葛亮懂得军政结合，为什么他的北伐成绩屡屡受限呢？这里的原因，并非单纯的军事失策，而是综合国力的差距。蜀汉无论在人口、财政还是土地面积上，都远不如曹魏。北伐消耗极大，粮草难以为继，几次征伐最终都以“粮尽而退”收场。加之，蜀汉缺少将才，赵云、魏延之外，几乎无人可堪大用，而曹魏却将领如云，既有司马懿、曹真这样的智将，又有张颌、郭淮等悍将，谋士人才更是络绎不绝。失去荆州之后，《隆中对》中的战略设想也宣告破灭，诸葛亮纵有雄心，却受制于现实。

当然，诸葛亮本人并非看不到困难。他在《后出师表》中曾言“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说明他明知北伐艰险，却仍选择进取。这不仅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更是他的志向与人格所致。他宁愿冒险一搏，也不愿消极坐待蜀汉衰亡。

即便在如此困境中，诸葛亮依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战果。他收服了姜维这样的良将，击杀曹魏名将张颌、王双，多次令司马懿不敢轻举妄动。虽然未能实现中兴大业，但在逆境中还能有所斩获，已足以证明他的军事才华。

因此，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评价或许偏于保守。诸葛亮并非单纯的治世之良才，而是文武兼备，只是受限于国力和时势，未能展现出与其政治才能相匹配的军事辉煌。然而，他在困境中坚守理想、竭尽全力，这份气魄与人格魅力，恰恰是后世无数人敬仰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