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过程中，刘备夺取益州是关键性的一个步骤。蜀汉割据政权的最初建立，可以用刘备占领成都后自领益州牧、设置左将军府作为标志。当时曹操占据了辽阔的北方中原，“地广兵强，奄天下之半。”(1)孙权立国于江东，号称：“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2)后来又进取长江上游的荆州，占领南方半壁河山。蜀汉则偏居益州一隅，得以与魏、吴鼎足并峙，争雄数十年，凭借的就是四川盆地周边的险要地势与内部的丰饶物产。田余庆曾高度评价刘备对益州的占领，说：“有入蜀的成功始有三国鼎立，始有诸葛亮治蜀业绩，始有西南腹地的开发，始有巴地与蜀地更紧密的联系，始有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豁然贯通。这些都是极重大的历史成果。”(3)那么，刘备攻取益州的战役计划，是如何酝酿制订和实施成功的呢？本文将对此问题做一番详细的探讨。

一、《隆中对》规划的“跨有荆益”

刘备夺取益州的设想最早是诸葛亮与其在隆中对话中提出来的。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兵败投靠刘表已有数岁，为其屯守北方抵御曹兵。此时刘备身居新野小县，仅有几千兵丁(4)，尽管漂泊落拓，寄人篱下，却始终怀有复兴汉室的壮志。因为徐庶等人的热情举荐，刘备三顾草庐求见诸葛亮，自称“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5)，向他请教安邦图霸的大计。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挚态度所感动，于是为他精心构思了开邦建国的宏伟蓝图，这段对话记载在著名的《隆中对》里。

《隆中对》开篇便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6)这是以曹操运用智谋战胜强敌袁绍为例，说明事在人为，来鼓舞身陷困境的刘备，增添他的信心与勇气。诸葛亮随即分析了当前的天下大势，指出曹、孙两家势力强盛，不能抱有侵占他们地盘的打算。“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已然经历三世，有长江作为巨防，又得到百姓拥护与贤臣辅佐。“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刘备如今势单力孤，无法撼动这两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诸葛亮为他选择了“避实击虚”的战略方案，将主人懦弱无能的荆州和益州列为相继夺取的目标。先是占据身边的荆州，它“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疆域广阔而富饶，而刘表父子没有能力守住这份基业，刘备可以考虑伺机接收。但荆州是四面临敌的“用武之国”，难以固守，作战的回旋余地不够充分，因此在占领荆州之后，必须进取西边的蜀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州牧刘璋却因为昏庸软弱，对外应付不了汉中的张鲁，对内不知道抚恤百姓，以致缺乏民众的拥戴，“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身为皇族宗室，其信义四海闻名，又有“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的美誉，能够取代刘璋而统治益州，然后利用当地易守难攻、物产富饶的优越自然条件，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一旦形成“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的有利形势，就会显著改善荆州多面受敌的被动防御状况，必要时还可以出兵三峡对其进行支援。

诸葛亮还为刘备规划了统治荆、益两州后的远景，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7)。即对外搞好与边疆少数民族以及邻国东吴的关系，对内安抚百姓，做到政通人和。等到曹魏方面发生事变，有机可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8)，实行两路夹攻，这样定会得到中原民众箪食壶浆的欢迎，得以实现复兴汉室的伟业。

在《隆中对》设计的方案里，进取益州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刘备必须率先占领荆州，据有这块“山陵形便，江川流通”(9)的立足之地，能为自己提供足够的兵员与粮饷，来完成入川作战这项艰巨的军事行动。荆、益二州唇齿相依，荆州是进攻益州的出发基地，由江陵西赴夷陵，穿越三峡才能进入巴蜀。如果不能占领荆州，进取益州则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其次，是与孙权结盟和好。曹操在稳定北方的统治之后，即将南下荆州，消灭刘表集团。汉末政治局势的这一发展趋向，相信诸葛亮和刘备都会了然于胸。而刘备手下兵微将寡，无力抵抗曹操的大军，只有和江东的孙权联手迎战，才能扭转曹操吞并南方的局面，进而占据荆州，分得一席之地。上述战略目的，诸葛亮后来过江说服孙权结盟抗曹时，曾经坦诚地告诉对方：“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10)胡三省对此解释道：“荆，谓（刘）备；吴，谓（孙）权。鼎足之形，谓三分天下也。”(11)而占据荆州之后，刘备若要进攻益州，与东邻孙权结好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否则大军西入三峡，后方空虚，倘若遭受孙权的背后袭击而巢穴被破，其后果不堪设想。如荆州主簿殷观所言：“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12)因此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是《隆中对》的中心思想之一。

这里还需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隆中对》具有精确的预见性，事后刘备集团的逐步壮大，即蜀汉政权的建立过程大体上是按照诸葛亮的思路演进并且得到成功的。《隆中对》里关于联吴抗曹以及进取荆、益二州的设想和预判后来全都应验了，后人因此赞颂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这是《隆中对》受到千古传诵的缘由。诸葛孔明身居僻壤，却能够广收信息，明了天下大势，并为刘备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就像今人王汝涛所言：“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方案，乃是刘备当时所能有的各种选择中最佳的选择。”(13)这充分表明当年只有27岁的诸葛亮，已经具备了高瞻远瞩的政治才能，不愧为三国首屈一指的谋士。刘备当时“飘零屡挫、托足无地”(14)，正处在穷途末路之时；诸葛亮却慧眼识珠，看到了他的才干与雄心。“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15)认为他将来很有可能成就霸业，所以为其用心策划出《隆中对》。这不仅表明孔明的远见卓识，还反映出他极有胆魄，否则怎么敢为一个仅有数千兵马的败军之将勾画出跨有荆益、鼎足三分的宏伟远景呢！

其二，《隆中对》是放眼于未来的远大方略，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操作手段。今人雷震曾经指出，《隆中对》是总揽全局的、带有指导性质的总体战略构想，不是具体的实施方案，其重视的是总体而非细节，为未来而非现在，也不可能有预定的时间表(16)。从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提出上述计划，到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成都、控制益州，前后共有七年，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并非一蹴而就、顺利成功的。《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只是刘备将来的奋斗目标，并没有提及如何执行的实际措施，更不是让刘备马上就动手夺取荆州，联络孙权，一切还需要等待时机，来日方长。刘表在荆州拥兵十余万(17)，分给刘备掌握的人马不过几千，双方实力悬殊；而且他深知刘备身为枭雄，不会甘心久居人下，故事先有所防备。虽然“以上宾礼待之”，但是“疑其心，阴御之”(18)。在这种情况下，刘备要想起兵夺取荆州，在兵力和道义上都处于极端劣势，没有任何把握与可能。况且刘表在荆州十余年，闭关自守，保境安民，士大夫与百姓对其统治并无怨恨，人心向背对刘备也并非有利，所以他绝不能对刘表动手。此时曹操大军尚未南下，因此联吴抗曹也无从谈起。何况建安十二年至十三年初，孙权对荆州的江夏接连用兵，消灭了守将黄祖，他和刘表正在刀兵相见，刘备要在这时与孙权联系，岂不成了背主求荣？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所以说《隆中对》所讲的“跨有荆、益”，与孙权结好，只是着眼于将来，等待时局变化、机会来临后，才可以顺势把握，予以实现。

《隆中对》虽然是对未来的规划，但刘备也不是随波逐流、消极被动地进行等待，他也在为以后的作为积极进行准备。首先，是结交名士英豪，任用贤能。“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19)，以致引起了刘表的戒心。到后来“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20)，使他拥有了一个人才群体，为其日后解决统治荆州和益州的施政需要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其次，是拥护长公子刘琦。刘表及妻子蔡夫人宠爱少子刘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21)刘琦与刘琮矛盾很深，荆州部队中的将领也因此分为两派。“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22)刘备坚定地站在了刘琦一方，支持他继承荆州的统治权，因而与蔡氏集团形成对立。诸葛亮为刘琦献计，让他设法远离襄阳避祸。“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23)这既是让刘琦离开是非之地，也是为刘备将来可能受挫安排了一条退路。再次，是扩充军队。刘备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命令没有户籍的游民必须登记造册，从中征发兵丁。“备从其计，故众遂强。”(24)看来补充了不少兵力。刘备扩招后的军队数量有多少，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可是提到他从樊城撤退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25)后来刘备败走当阳，身边步卒死伤散亡殆尽，而关羽的这支部队完好无损。刘备逃到夏口之后，“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26)这些武装力量就是他与孙权结盟、共同抗曹的必要资本。

二、刘备占据荆州、策划入蜀的三次良机

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和周瑜乘胜围攻江陵，收复了南郡，又打下了江南的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这样曹操仅占有荆州北边的少数领土，而荆州的主体部分已被孙刘联军掌握。在江陵战役胜利结束后，孙刘两家对所占荆州的疆域进行了瓜分。由于东吴军队在打败曹兵的战斗中充当主力，这次分割荆州基本上是按照吴国的意愿来划拨的，其中位于荆州核心地带的南郡归东吴占有，它位处江汉平原，是先秦楚国故都所在地，土地平衍，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南郡其地西入三峡，东抵江夏，北逼襄阳，南控大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刘备只分得了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的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又被吴国的南郡遮蔽在江南，其北上襄樊和西入巴蜀的水陆通道都遭到截断，无法实现《隆中对》夺取益州与兵向宛、洛的设想。不仅如此，孙权还以给周瑜封邑的名义，强行从刘备的长沙郡中割取了下隽、汉昌、刘阳三县，在江南四郡的东侧安排了数座军事据点，并阻隔了那里刘备军队与夏口刘琦所部的联系，使其处在不利的被动局面。如果刘备不能控制南郡，成为真正的荆州之主，那么诸葛亮提出的“跨有荆、益”的目标，就只能是水中望月的幻影。

从建安十五年（210）初到建安十六年（211），汉末的时局接连发生了三次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对刘备占据荆州主体、打开进军巴蜀的大门极为有利，致使诸葛亮夺荆取益的战略设想能够完全落实。下面分述其详：

（一）刘琦夭亡

刘琦是刘表的长子，习惯上被认为是荆州基业的继承人。刘备到夏口后尽管掌握了军权，在名义上还得奉刘琦为主。所以在赤壁之战胜利后，“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27)但是在刘备征服江南四郡之后，刘琦突然患病死亡。此时刘琦是位青年将领，他的去世令人感到意外，可是对于刘备来说却正是时候，因为他现在已经摆脱了当阳兵败的困境，羽翼初丰，不像以前那样需要刘琦的支持；而且如果刘琦不死，刘备必须在职务上屈居于这位贤侄之下，不能做荆州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刘琦死后，刘备的僚属与刘琦部下一致推举他为荆州之主。“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28)即在长江与油水交汇口岸的公安城设立左将军和荆州牧的治所，刘备从此正式成为荆州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不仅刘琦的部属接受了他的指挥，“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29)，而且“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30)。这使刘备的实力迅速扩增，引起了孙权的忌惮，主动将其妹送来作刘备的妻子。“权稍畏之，进妹固好。”(31)刘备则乘机向孙权提出了“借取”荆州江北南郡等地的要求。“（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孙）权借荆州数郡。”(32)甚至为此事专门到京城（今江苏镇江市）进见孙权，“求都督荆州。”(33)胡三省曰：“荆州八郡，（周）瑜既以江南四郡给（刘）备，备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也。”(34)但孙权没有答应。不仅如此，周瑜甚至建议把刘备软禁在江东，“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35)但孙权考虑再三，“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刘）备难卒制，故不纳。”(36)

（二）周瑜猝死

建安十五年（210）刘琦死后不久，周瑜又猝然病逝，时年三十六岁。他死时正值盛年，也是不合常理的事件。周瑜英姿雄发，颇有胆识，其去世是孙吴的沉痛损失，但对刘备可是重大的利好消息。周瑜生前对刘备反感而又警惕，曾给孙权上书说：“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37)胡三省曰：“言养虎将自遗患。”(38)江陵战役胜利后，周瑜出任南郡太守，把刘备势力局限在江南四郡，应该就是他的主意。周瑜主管南郡的军政要务后，积极策划对外扩张，他给孙权提出的作战方案是“规定巴蜀，次取襄阳”(39)。即首先兵进三峡，占领益州和汉中，然后留下兵将驻守，自己返回南郡后与孙权合军北伐，攻占战略要地襄阳以逼迫中原。“乞与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40)这项计划简直就是《隆中对》的翻版，立刻获得了孙权的批准。此前周瑜曾在赤壁与江陵屡破强大的曹兵，风头正盛，就连刘璋镇守峡口的守将袭肃也领兵来降(41)。凭借周瑜的才智胆魄，以及部下将卒的勇猛，西征益州很有可能获胜。当时刘备的势力毕竟有限，恐怕不敢因此与孙权反目交战，无法阻止这次行动。假如周瑜的图谋得逞，刘备将被困死在江南四郡，没有出头之日。但是天妒英才，使周瑜突发不治之症，死在巴丘，致使兵进三峡的计划宣告夭折，这不仅让刘璋逃过一劫，也给刘备清除了含有敌意并令他忌惮的盟友（继任的鲁肃对刘备的态度要好得多），并且保留了“跨有荆、益”的希望。

对于刘备来说，周瑜去世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就是孙权被迫同意“借荆州”给他。镇守南郡的将领责任重大，既要防备北方曹兵的入侵，还要和夏口、江南两边的刘备集团保持友好关系。周瑜病逝后，孙权遵照其遗嘱让鲁肃继任，但因鲁肃缺少领兵作战的经验，又调老将程普从江夏过来主持军政事务，“代领南郡太守。”(42)而程普年事已高，能力有限，担负此项重任也是勉为其难。另外由于扬州前线面临曹操“四越巢湖”的沉重军事压力，孙权担心兵力不足，最终听取了鲁肃的建议，将江北的南郡交付刘备统治，只在陆口（今湖北赤壁市陆溪镇）留驻万余兵马，让鲁肃率领(43)，其他军队撤回江东。这样一来，刘备名正言顺地做了荆州之主，得以接管西至三峡中段、北抵襄阳南境的大片领土，占据了进军巴蜀的出发基地，并可以着手筹措夺取益州的战略大计。

刘备接收南郡之后，孙权仍想执行周瑜生前的灭蜀计划，他派遣使者到荆州，想说服刘备共同进兵巴蜀。有人建议刘备同意孙权的请求，认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44)。荆州主簿殷观则表示反对，强调如果为孙吴作为攻蜀的先锋，有可能蜀地尚未打下来，自己的后方却被孙吴趁机夺取，主张表面上赞同孙权的攻蜀计划，“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45)《献帝春秋》载刘备接受了殷观的计策，对孙权表示拒绝，并用曹操大军即将南征来威胁他。“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但是孙权对此未加理会，执意派遣孙瑜率领水军独自伐蜀。刘备随即命令夏口的守兵截住东吴船队，对孙瑜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同时摆开了迎战的阵势，“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刘）备自住孱陵。”(46)孙权看到刘备阻挠的决心已下，只好命令孙瑜返回江东。

（三）刘璋求援

刘璋自兴平元年（194）继承父业任益州刺史，与汉中张鲁关系不和，派兵交战又屡遭败绩。“（刘）璋杀（张）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47)他统治益州依靠的是由南阳、三辅等地移民组成的军队，名为“东州兵”，与当地士民矛盾较深。“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48)刘璋在当地内外交困，曹操平定中原以后，刘璋希望依赖他保住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地位，于是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前后，接连三次派遣使者去问候曹操，并送去礼物，体现出急迫的心情。但曹操对待使者的态度却是日益冷淡。第一次，刘璋“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49)，曹操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第二次，“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50)第三次，刘璋又派张肃之弟张松出使，曹操此时已经征服了荆州，志满意得，没有把刘璋和使者张松放在眼里。再加上张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51)，不受曹操待见，因此只给了他个县令小官，惹得张松满腹怨恨。“（曹）公时已定荆州，追刘主，不存礼（张）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苏示令。松以是怨公。”(52)后来曹操在赤壁战败，撤回北方。张松留在荆州期间见到了刘备，受到热情款待，他回到成都后说了曹操许多坏话，并劝刘璋与其断绝来往，转而寻求刘备的帮助，说刘备与刘璋同为宗室，有肺腑之亲，可以作为依靠。刘璋信以为然，便接受张松的推荐，另派法正赴荆州结好刘备。法正与张松、孟达为友，都对刘璋不满，想投靠刘备以获得重用，他返回后对张松盛赞刘备：“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53)同时也向刘璋满口称赞刘备，愈发增加了刘璋对他的好感。

至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听说曹操要发兵征伐汉中，心怀恐惧。张松趁机劝说他邀请刘备入川来讨伐张鲁，说：“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54)张松又恐吓刘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55)刘璋信以为真，又派遣法正出使荆州，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还给刘备带去了军队和重礼。“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56)刘备将这些部队留了下来，在荆州戍守。“因令（孟）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57)刘璋引狼入室的错误举措，遭到了部分下属的坚决反对。主簿黄权劝他闭关自守，不要接纳刘备入境。黄权说：“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58)但刘璋拒不接受，反而把黄权贬出成都，到广汉去做县长。另外，“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59)仍然无动于衷。客居成都的名士刘巴，听说后也进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又说：“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60)可是见刘璋一意孤行，刘巴就闭门称病不出了。

在此之前，张松和法正进见刘备，都向他详细地介绍益州的水陆通道、关塞及守备情况，并表示愿做内应。“（刘）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61)这次法正到达荆州，先向刘备传达了刘璋的旨意，然后又献计道：“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62)刘备听后表示赞同，但又考虑接受刘璋的邀请入川，却要夺取同宗的基业，显得自己不讲信义，名声会严重受损，因而有所犹豫。军师庞统为他详细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进取益州是摆脱所处困境的惟一出路：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63)

刘备强调他现在要争取人心，靠的是做事与曹操截然不同。“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如果顺势夺取了益州，是“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他不愿意这样做。庞统则劝他采取“权变”的态度，将来可以另外重谢刘璋，否则益州也会落在别人的手里。“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64)这才打消了刘备的顾虑，使其下定了领兵入蜀的决心。

自汉末战乱爆发以来，州郡牧守尔诈我虞，互相吞并，其事例屡见不鲜。刘备素来有“枭雄”之名，今人方诗铭对此解释道：“枭”是“枭鸟”，即猫头鹰。“枭雄”是“恶鸟之强”。吕布诸将对他说：“（刘）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65)方诗铭云：“所谓‘反覆难养’，指刘备生性反覆，难于驯养，如不早除，将遭反噬之祸，也应该是‘枭雄’一词的最好注解。”(66)刘备前半生曾投靠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后来都借故离去或是取代了旧主，说明他是个不可靠的同盟者。这些事例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有黄权、王累和刘巴等人的苦谏，但是刘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偏信张松、法正的谎言鬼话，也是昏聩到了极点，换做其他的州牧刺史恐怕都不会这样做。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67)。刘备大军入川后受到热情接待，没有耗费兵员、粮饷，非常轻松地进入了益州内地。如果不是这样，刘备要想强攻占领巴蜀，就得溯江而上，蜀道艰难，行军和后勤供应都会非常吃力，加上沿途各座关塞据险固守，势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鹿死谁手还说不定，所以刘璋的意外邀请也是刘备入蜀的天赐良机。

这一年来刘备的好运不断，刘琦与周瑜的短命夭亡，促使刘备顺利当上了荆州牧，并且成功地从孙权手里借得了南郡等战略重地，实现了《隆中对》计划的第一步。而刘璋糊里糊涂地开门揖盗，礼请刘备率军入川，又为他后来“跨有荆、益”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他在这段时间内运气好到爆棚，似有神明相助。假使周瑜没有短命早夭，刘璋头脑正常、不发昏邀请，刘备在荆州尚且不得安居，哪能一帆风顺地进入益州？曹操得知刘备获得南郡，受到很大的震动。“曹公闻（孙）权以土地业（刘）备，方作书，落笔于地。”(68)孙权听说刘备领兵入川，想起他以前信誓旦旦，说如果东吴伐蜀，“备当放发归于山林”，此时却捷足先登，直气得破口大骂：“猾虏乃敢挟诈！”(69)但是时运所致，曹操、孙权都阻止不了刘备的据荆入蜀，三国真正鼎足而立的局面即将形成。

三、刘备离荆入蜀的经过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接受刘璋的盛情邀请，领兵入川。为了保证荆州根据地万无一失，他留下诸葛亮与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关羽、张飞、赵云诸将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只带了军师庞统与黄忠、魏延等新附将领随行。刘备本传云：“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70)这段记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刘备率领的是步兵，并非乘船而行的水军。这是由于穿越三峡入蜀，溯江而上，逆流湍急，船只必须靠拉纤才能前进，而且速度极为缓慢。袁山松曰：“自蜀至此（夷陵），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71)所以刘备才会决定带领步兵前进，而不用水军。

其二，刘备入川军队为“数万”，这是个含混的数字，两三万到七八万人都可以称为“数万”。刘备本传又说他到达涪县以后，“（刘）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72)这样看来，刘备入蜀的军队可能只有两万多人，经过刘璋的补充，增加到三万多人。但是《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另云：“刘主大悦，乃留军师中郎将诸葛亮、将军关羽、张飞镇荆州，率万人溯江西上。”(73)此处提到的军队数量要少得多。学术界有人试图调和这两种记载，说刘备“自率步骑一、二万人，逆江上至江州”(74)。不过，刘备的军队经过刘璋补充后扩增到三万人以上（包括白水关的杨怀、高沛守军），这是并无异议的。

刘备初次入蜀的行军路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从荆州陆行穿过三峡来到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据今人王前程考证分析，刘备是从江南的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渡江至江陵（今湖北荆州市），集合军队后向西北走江北陆路至秭归县（今湖北秭归县），再走江北古栈道西至益州鱼复县（今重庆市奉节县），再由古驿道向西南至江州(75)。其次，自江州至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改为水行，“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76)嘉陵江，即西汉水自垫江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以下汇入长江的河段，古时亦称作垫江，可以行船。刘备船队自江州溯嘉陵江而行，至垫江县后转入涪水，即今涪江，逆流到达涪县，在这里刘备与刘璋会见，并休整多日。再次，由涪县向北陆行，过剑阁后到达终点葭萌关，葭萌关是益州北部的重镇。《华阳国志》云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汉寿。水通于巴西，又入汉川。有金银矿，民今岁岁洗取之。蜀亦大将军镇之。漆、药、蜜所出也。”刘琳注曰：“晋寿（葭萌）故城在嘉陵江与白龙江会合处之西南，以地势观之，应即今广元县（笔者按：今改为市）之老昭化（昭化区，解放前为昭化县治）。此地据两江之会，扼蜀道之口，故古代以为重镇。”(77)

刘备入蜀后走上述路线至葭萌（参阅图一六），显然是主人刘璋安排的。由此可见，刘璋对刘备怀有一定的戒心，因此不愿让刘备大军经过益州首府成都，是担心会发生意外，或受到刘备突袭。另外，刘璋前往涪县去看望刘备，“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78)他带去的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刘备的一两万人，这也是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有所防备。事实证明，刘璋的上述担心是有道理的。双方见面后，“欢饮百余日”(79)，就有人劝刘备趁机突袭刘璋，夺取益州。

刘备入蜀路线图

“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80)但是刘备认为：“此大事也，不可仓卒。”(81)又觉得刚到益州，人心尚未归附，这样做会激起当地士民的反感，因而予以拒绝。实际上，刘璋带来那么多军队，显然是预有防范，刘备不愿冒险行事，是有道理的。双方欢聚多日，刘备的心情极好，还在聚会时说起了笑话，嘲讽刘璋的从事张裕满嘴胡须是“诸毛绕涿（啄）居乎”(82)。此时刘备与刘璋互相给朝廷上表提升官职，“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83)刘璋还为刘备补充了兵员和粮饷、马匹、财帛，“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84)刘备部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又捞到不少东西，在这之后刘备才率领大军开赴葭萌。不过，到达驻地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备并未发兵去攻打汉中的张鲁，而是广泛收买人心，尽力拉拢士人和百姓，为自己培植势力，这是刘璋完全没有料到的。

四、葭萌起兵与雒城受阻

建安十七年（212）冬，刘备驻军葭萌已有一年，军师庞统认为浪费了许多时间，催促刘备起兵进攻刘璋，夺取益州，并呈献上中下三计：

上计，是对成都发动突然袭击，直捣刘璋的心腹巢穴。“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中计，是率先消灭镇守白水关（关头）的杨怀、高沛，他们俩经常报告刘备不可靠的消息，让刘璋提高警惕，杀死二将后收编其部队，再进军成都。这样做的好处是解决了身边的隐患，以免南下时有后顾之忧。“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下计，是撤回到峡口的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和荆州连成一气，等待时机再图谋益州。“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85)庞统警告刘备：“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86)实际上，庞统的下计是退出益州，这等于白白耗费了一年多的准备，并不符合刘备入蜀的初衷，所以他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方案的。

刘备考虑再三，决定采用中计，但缺少一个与刘璋反目起兵的借口。恰好当时曹操率大军东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这给刘备找到了要挟刘璋的理由。于是他派遣使者到成都，禀告刘璋说：“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张）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87)并向刘璋索要一万军队和大量物资，以便返回荆州。这些要求给予刘璋很大的震动，他花费了许多钱财与人力物力，把刘备请进了益州，又供养了一年，结果和张鲁连一仗也没有打就要告退，还被勒索那么多兵丁财物，刘璋就是再糊涂也明白自己吃了大亏，但是他又不敢得罪刘备，只好答应给“兵四千，其余皆给半”(88)。刘备借此机会大做文章，激怒部下将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89)

张松闻讯后误认为刘备真的要走，急忙写信劝阻，被其兄张肃发现后告发。刘璋立即斩杀了张松，并命令各座关塞禁止刘备的人员与文书通过，引起双方关系的破裂。刘备诱骗杨怀、高沛来到葭萌，在酒宴上扣留并杀死了二将。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双方饮酒兴致正高时，刘备看见杨怀身佩匕首，就拔出自己的匕首，对杨怀说：“将军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观之？”杨怀就把匕首交给了刘备。刘备马上翻脸说：“汝小子何敢间我兄弟之好邪？”(90)便擒杀了杨怀等人。随后刘备亲自带兵占领了白水关，扣留部下将士的家属做人质，然后率领黄忠、卓膺等将领南下进攻。

刘备军队过剑阁后来到梓潼县（今四川梓潼县），“梓潼令南阳王连固城坚守，刘主义之，不逼攻也。进据涪城。”(91)这表示刘备很有大局观，没有浪费时间攻打梓潼小县，而是绕过它直趋重镇涪县，得以迅速占领要地。结果刘璋派来的援兵晚来一步，被刘备在城前击败，不得已退到绵竹。“（建安）十八年，璋遣将刘璝、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拒刘主于涪，皆破败，还保绵竹。（吴）懿诣军降，拜讨逆将军。”(92)王连坚守梓潼，直到成都陷落、刘璋投降后才归顺刘备。

刘备占领涪县后举办盛宴庆祝胜利，“于涪大会，置酒作乐。”(93)刘备这样高兴是因为涪城是四川盆地中的一个交通枢纽，水旱道路交集之处，可通达各地，占据了它就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蒋琬曾说：“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94)北魏邢峦曾说占领涪县就是夺取了益州的一半，阻截了交通枢要。“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95)所以刘备会如此喜出望外。

在这场酒宴中，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却和庞统因为言语不合而翻脸发生冲突，这是很少见的事例。刘备在席间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却不以为然，回答道：“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96)刘备喝醉了，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发怒道：“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97)庞统站起来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退席离去。刘备很快就后悔了，马上派人把庞统请了回来。庞统回到座位，却没有向刘备道谢，饮酒进食和之前一样。刘备看了心里不忿，便对庞统说：“向者之论，阿谁为失？”庞统回答：“君臣俱失。”(98)刘备听了大笑，不再计较，继续宴饮，欢乐如初。

对于这场风波，东晋习凿齿批评刘备袭夺刘璋的领土“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认为本来就不该作乐庆祝。庞统认为刘备讲了不应泄露的话，所以当众匡正他的过失，是值得称赞的。刘备接受了他的批评，是顺从道理，君臣都称得起是“达乎大体”(99)。刘宋裴松之则认为刘备袭击刘璋是“违义成功，本由诡道”，庞统虽然出谋划策，终究还是有些内疚，因此不觉得有那么快乐，所以对刘备的得意言语有所批评。而刘备不恰当地举行宴会庆祝，等于是幸灾乐祸，他还自比周武王，居然面无愧色，这是刘备有错误而庞统并无过失。庞统说“君臣俱失”，实际上是替主人分担了一些谤言。今人张作耀认为汉末大乱，各路军阀无不觊觎别人的地盘，你争我夺没有休止。什么德义、信顺无从谈起，实际也不必谈起。“质言之，刘备取益袭璋，从政治大义言，不存在有亏‘德义’的问题。”(100)今人方北辰指出，刘备一贯注意在“仁德”和“信义”上下功夫，这次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遵循上述原则，而庞统说他不能算是仁者之兵，“这句话不偏不倚，正好戳中刘备的痛处。”所以有几分醉意的他勃然大怒，逐出庞统，而他很快就后悔了，派人请回庞统，“很赏识凤雏先生真言无隐的性格，于是宴饮如初，尽欢而散。”(101)今人梁满仓则分析道：“刘备的过失是既要袭夺益州之实，又要信义宽仁之名。听了庞统的话，刘备大笑，‘宴乐如初’，刘备的笑，是对庞统苦心的意会，是对庞统批评的接受，是从信义观念束缚中的解脱。宴乐如初，说明刘备对自己取蜀行为符合信义与否已经不在乎了。”(102)

刘备起兵之后，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提出了坚壁清野的建议：“左将军县（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103)刘备听说了觉得很难对付，法正劝他不必介意，认为刘璋不会听从郑度的话。果然刘璋拒绝采用，他对部下说：“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104)这使刘备军队所到之处都能从当地获得给养资助。“绌（郑）度不用。故刘主所至有资。”(105)

刘璋采取的对策是对刘备军队前后夹击，但是都遭到失败。刘备南下时，留下霍峻领兵驻守葭萌城。霍峻先是拒绝了张鲁部将杨帛的诱降，“帛乃退去。后（刘）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首。”(106)刘备从涪城南下进攻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市北），“（刘）璋复遣护军南阳李严、江夏费观等督绵竹军。严、观率众降，同拜裨将军。”(107)刘备连战连捷，却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市北）受到坚决的抵抗。

雒城是广汉郡治，南距成都百二十里，处于益州的中心，因此作过刺史和州牧的治所。“初平中，益州牧刘焉自绵竹移雒县城，筑阙门，云其地不王，乃留孙（刘）循据之。”(108)顾祖禹称其“控成都之上游，为益州之内险，自昔争蜀者必争广汉。先主之入蜀也，破雒城遂进围成都。及魏人并蜀，邓艾破诸葛瞻于绵竹，入雒城，长驱至成都矣。”又云：“汉州拔，而成都不可守矣。州于成都，其唇齿之势欤？”(109)雒城修筑得非常坚固，守兵也很充裕，据法正所言有万人(110)。《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璝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刘）循守雒城。”(111)刘备兵到雒城时，张任曾带兵出战于雁桥，兵败被擒。“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112)刘循等率余众固守不降，居然坚持到建安十九年（214）。《华阳国志》云：“刘先主自涪攻围（雒）且一年，军师庞统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则涕泣。”(113)致使他陷入了困境。

五、诸葛亮等入蜀助战，迫降刘璋

刘备受阻于雒县城下，拖延日久，他为了改变不利的局面，命令诸葛亮率荆州兵马入川支援。史学界有人认为刘备在起兵之初就命令诸葛亮入蜀助战(114)，但据《华阳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关羽统荆州事，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溯江降下巴东，入巴郡。”(1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7也考定此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如前所述，刘备葭萌起兵是在建安十七年（212）冬，若是当时就通知诸葛亮等入蜀，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拖延一年多才执行命令的。看来刘备原来认为凭借自己的兵马可以打下成都，但是进攻雒城多日不下，他才意识到攻克益州没那么容易，这时才急令诸葛亮等领兵入川，只留下关羽镇守荆州。

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率军沿长江西进，“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116)，这支军队到达江州后兵分三路，“赵云自江州分定江阳、犍为，（张）飞攻巴西，（诸葛）亮定德阳。”(117)下面分别叙述：

赵云所在的南路兵马自江州溯流攻占江阳（今四川泸州市），然后沿岷江北上，占领刘璋统治的犍为郡治武阳，即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赵云本传曰：“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118)胡三省曰：“今渝州亦汉巴郡地也，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绵州者，谓之内水；自渝上戎、泸至蜀者，谓之外水。”(119)是说渝州（今重庆市渝中区）通往北方有两座水口，右边的是通往涪县的内水，左边是通往成都地区的外水。自重庆北上合川到绵阳的，称作内水，即沿嘉陵江北进到合川，再沿涪江北上到绵阳；从重庆经泸州、宜宾转入岷江北上成都地区的，称作外水。后者就是赵云所部进军的路线。

诸葛亮与张飞的部队沿“内水”，即溯嘉陵江至垫江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后兵分两路，张飞继续沿嘉陵江北上，攻占巴西郡，郡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市），“巴西功曹龚谌迎（张）飞。”(120)诸葛亮溯涪江到德阳（今四川遂宁市），“（刘）璋帐下司马蜀郡张裔距（诸葛）亮，败于柏下，裔退还。”(121)诸葛亮胜利后西行占领资中（今四川资阳市）。三路兵马共有数万人，《法正传》记载：“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122)

诸葛亮等部队入川后的接连获胜，使刘璋统治的地区明显缩小，局限在成都附近，兵源和粮饷供应迅速减少，形势转变为对刘璋非常不利。刘备虽然尚未攻陷雒城，但总览局势，认为已经胜券在握，于是让法正写信劝降刘璋。信中分析道：“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123)又说刘璋大势已去，“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124)

至建安十九年夏，刘备终于攻破了雒城，随即进军至成都城下。诸葛亮、张飞、赵云各部纷纷赶到，“与先主共围成都”(125)（参阅图一七）。成都被围困了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126)，仍然有能力坚守。这时投靠汉中张鲁的马超由于受到排挤，也率领部下前来投奔刘备。马超的军队来到成都城下，极大地动摇了守方的军心与士气。“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127)其实马超的部队人数有限，刘备此时耍了个诡计，把自己的士兵暗地编入马超军中，造成声势浩大的假象，以欺骗成都的军民，果然获得成功。《典略》曰：“（刘）备闻（马）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128)

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攻取益州路线图

刘备见刘璋已经无心作战，便派遣了能言善辩的简雍进城说降。刘璋的部下还有人想坚决抵抗，但是他看到刘备势力强大，决意投降，对部属说：“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129)随后，“璋遂与（简）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130)刘备因简雍劝降有功，封其为昭德将军。刘备对刘璋也很优待，“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131)刘璋的长子刘循留在成都，任奉车中郎将；次子刘阐跟随父亲去了公安。

刘备占领成都后，对部下大加封赏，“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132)刘备本传亦载：“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133)甚至还有部下提出：“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134)赵云认为这样做会丧失民心，坚决反对，刘备才予以否决。

在进行封赏以后，刘备开始建立起他的割据政权，“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135)对于原来刘璋部下的文臣武将，刘备也量才录用，不抱歧视与偏见。“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136)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六、结语

刘备通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终于攻占了除汉中郡外的益州所有地区，这是他毕生征战取得的最大胜利成果，不仅实现了《隆中对》“跨有荆、益”的战略规划，还确立了三国鼎足而分的形势，为蜀汉国家雄踞西南数十载奠定了基础。尽管刘璋懦弱无能，手下将士战斗力也不强，但是刘备在葭萌孤军奋起，面临着诸多困难，他要想战胜对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试作分析如下：

首先，刘备的军队远离荆州后方，他的兵员和粮饷得不到自己根据地的正常补给。其次，他和部下客居葭萌，初到异乡，人心未附，只有张松、法正等少数人士的暗中支持，而刘璋却有全州各郡县的拥护，能够动用充足的资源。相比之下，刘备的力量明显处于劣势，这些不利条件刘璋及其部下都看得很清楚，因此想通过持久抵抗来拖垮对手。如法正所言：“以为左将军县（悬）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137)再次，刘备是被刘璋礼请入川去讨伐张鲁的，主人刘璋给了刘备军队丰厚的待遇，刘备却要反目为仇，抢夺对方的基业，这在道义上多有亏损，宣传起来对刘备不利。直到刘备夺取益州之后，李邈还当众指责他说：“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138)那么，刘备是怎样克服上述困难的呢？

其一，刘备在入川后与刘璋在涪城相会，他没有接受张松、法正和庞统突袭刘璋、迅速夺取益州的建议，强调“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139)。刘备率军进驻葭萌后，“未即讨（张）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40)他坚持此举，直到一年以后才起兵进攻刘璋，如此则争取到对方许多官员、将领的支持。例如李严、费观和吴懿（壹）原来是刘璋的亲信或姻亲，却都领兵倒戈投降了刘备。蜀郡太守许靖很有威望，“将逾城降，事觉，不果。（刘）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141)这些都表明刘备入蜀以来拉拢人心的举动卓有成效，已然动摇了刘璋的统治基础。刘备在进军成都的沿途，“所至有资”(142)，征收当地的粮饷都获得成功，说明他所占领的各地百姓没有大量反抗或逃亡，而是接受了他的统治。这些都是刘备广施恩惠的结果。

其二，刘备在起兵之后，成功地收编了刘璋的投降部队，来补充自己的兵员，势力日益壮大，在进攻沿途主要关城的同时，还能分出部分兵力去夺取其他郡县，以扩大占领的地区，更好地解决人力和粮草的供应问题。例如，“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143)这使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转化，发展的趋势对刘璋愈发不利。如法正所言：“各欲远期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144)另外，刘备及时征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荆州兵将入蜀助战，更是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所以法正给刘璋写信说：“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145)通过上述举措，刘备完成了兵力、粮饷供应从劣势到优势的转换。

其三，尽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刘备在入蜀作战的前后两个阶段都成功地运用外交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最大化地争取到利益。起初是在入蜀前夕，刘备和张松、法正等人勾结，诱骗刘璋邀请他进入益州，致使数万大军未经抵抗而长驱直入，沿途还受到各地郡县的热情招待，顺利到达益州腹地。后期是在成都围城期间，一方面刘备给刘璋施加沉重的军事压力，让刘璋看不到解围退兵的希望；另一方面则积极劝降，提出种种优待条件，促使刘璋放弃抵抗。成都深沟高垒，兵士和粮饷都很充裕，用军事手段来攻破它要花费很大的代价。

总的来说，在入蜀作战期间，刘备审时度势，没有贸然突袭刘璋，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再出兵征伐，结果是水到渠成，除了在雒城受阻的时间较长之外，其他战斗都是相当顺利。刘璋及其将士本来就不是刘备军队的对手，刘备的获胜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曹操听说刘备攻打刘璋后，曾和部下议论会是怎样的后果，丞相掾赵戬觉得刘备不会成功，说：“刘备其不济乎？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蜀虽小区，险固四塞，独守之国，难卒并也。”傅幹对赵戬的意见不以为然，认为刘备定会胜利，他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146)事实证明了刘备等人的才干以及傅幹预测的准确。

注释

(1)　（宋）李焘撰：《六朝通鉴博议》，《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2)　《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第1261页。

(3)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4)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诸葛亮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第913页。

(5)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2页。

(6)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2页。

(7)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3页。

(8)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3页。

(9)　《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第1292页。

(10)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5页。

(11)　《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注，第2089页。

(12)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0页。

(13)　王汝涛：《〈隆中对〉平议》，《临沂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14)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汉）献帝》，第253页。

(15)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92页。

(16)　雷震：《诸葛亮〈隆中对〉战略构想再评价》，《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7)　《三国志》卷6《魏书·刘表传》称其“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第211页。

(18)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6页。

(19)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6页。

(20)　《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第980页。

(21)　《三国志》卷6《魏书·刘表传》，第213页。

(22)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第1269页。

(23)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4页。

(24)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第913页。

(25)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7页。

(26)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5页。

(27)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9页。

(28)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9页。

(29)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第879页。

(30)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9页。

(31)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79页。

(32)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第879页。

(33)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第1270页。

(34)　《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五年胡三省注，第2102页。

(35)　《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第1264页。

(36)　《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第1264页。

(37)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第1271页。

(38)　《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五年胡三省注，第2102页。

(39)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第1271页。

(40)　《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第1264页。

(41)　《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第1274页。胡三省曰：“（甘宁）先取夷陵，则与益州为邻，故袭肃举军以降。”《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注，第2094页。

(42)　《三国志》卷55《吴书·程普传》，第1284页。

(43)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第1271页。

(44)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0页。

(45)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0页。

(46)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第880页。

(47)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48)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注引《英雄记》，第869页。

(49)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50)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51)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第882页。

(52)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2页。

(53)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7页。

(54)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55)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56)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57)　《三国志》卷40《蜀书·刘封传》，第991页。

(58)　《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第1043页。

(59)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60)　《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第981—982页。

(61)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吴书》，第881页。

(62)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7页。

(63)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第955页。

(64)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第955页。

(65)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第874页。

(66)　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增订本）》，第360页。

(67)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68)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第1270—1271页。

(69)　《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第1272页。

(70)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71)　（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4《江水二》，第2843页。

(72)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73)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494页。

(74)　罗开玉、谢辉：《刘备“取成都”初论——刘备入蜀1800周年纪念》，《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75)　王前程：《刘备三次入川路线略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76)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页。

(77)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第150—151页。

(78)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8—869页。

(79)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9页。

(80)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81)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82)　《三国志》卷42《蜀书·周群传》，第1021页。

(83)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84)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注引《吴书》，第869页。

(85)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5页。

(86)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5页。

(87)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88)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89)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第882页。

(90)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346《兵部七十七·匕首》引《零陵先贤传》，中华书局，1960年，第1594页。

(91)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7页。

(92)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8页。

(93)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5页。

(94)　《三国志》卷44《蜀书·蒋琬传》，第1059页。

(95)　《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2页。

(96)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5页。

(97)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5—956页。

(98)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6页。

(99)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注引习凿齿曰，第956页。

(100)　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101)　方北辰：《刘备——“常败”的英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3—156页。

(102)　梁满仓：《论刘备入蜀过程中的自我逾越》，谢辉等主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上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103)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8页。

(104)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8页。

(10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8页。

(106)　《三国志》卷41《蜀书·霍峻传》，第1007页。

(107)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8页。

(108)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256页。

(109)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67《四川二·成都府·汉州》，第3171页。

(110)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陈之卒，破军之将。”第958页。

(111)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第883页。

(112)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第883页。

(113)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256页。

(114)　今人张作耀说刘备在葭萌起兵后，“即令诸葛亮、张飞、赵云自荆州率众溯江而上……”《刘备传》，第123页。

(115)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9页。

(116)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2页。

(117)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9页。

(118)　《三国志》卷36《蜀书·赵云传》，第949页。

(119)　《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十九年胡三省注，第2127页。

(120)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9页。

(121)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9页。笔者按：《三国志》卷41《蜀书·张裔传》曰：“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刘）璋授裔兵，拒张飞于德阳陌下，军败，还成都。”第1011页。今取《华阳国志》之记载。

(122)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8—959页。

(123)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9页。

(124)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9页。

(125)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第916页。

(126)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9页。

(127)　《三国志》卷36《蜀书·马超传》，第946页。

(128)　《三国志》卷36《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第947页。

(129)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9页。

(130)　《三国志》卷38《蜀书·简雍传》，第971页。

(131)　《三国志》卷31《蜀书·刘璋传》，第869—870页。

(132)　《三国志》卷36《蜀书·张飞传》，第943页。

(133)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2页。

(134)　《三国志》卷36《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第950页。

(135)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2页。

(136)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2—883页。

(137)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8页。

(138)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0中《先贤士女总赞（中）》，第766页。

(139)　《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第955页。

(140)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1页。

(141)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9页。

(142)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第498页。

(143)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第882页。

(144)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8页。

(145)　《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第959页。

(146)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傅子》，第883页。

来源：《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