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惠生

英语神话（myths）来自希腊语“mythos”，意为“人们的故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们之所以被称作人类，正是因为我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过提问的是哲学，而回答的则是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神话中都可以找到相同类型的神话故事，而且通常是完全相同的故事。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神话就是为一个民族和族群提供一个有秩序和有意义的想象世界。

神话有许多不同类型，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起源神话、历史神话和心理神话。本世纪初，叶舒宪在其《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一文中将中国神话升级到“神话中国”的高度，与此同时，提出一整套“四重证据法”、大传统和小传统，以及N级编码的理论，从原来的神话研究，拓展到“神话历史”的视野。这样一来，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神话便披上了一件学科的外衣，拥有了科学的地位。《古史中的神话》就是在叶舒宪的这一整套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对中国上古神话进行的考证与分析。

《古史中的神话》由12章组成，对鲧、禹、帝喾、帝俊、帝舜、高辛、太皞以及商契、仓颉、帝挚、少皞、夔、祝融等神话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考证，同时也对古典文献中的某个神话记载或文字的训诂，以及考古出土器物上的相关纹饰与图像进行分析，并将其纳入一种跨文化的研究范式中，从而形成一幅新的神话图示和图解。譬如屈原的《天问》中有着情节较为完整的鲧、禹治水故事，作者经过与近东开辟史诗的对比，发现鲧、禹的神功神迹与西亚神话人物哀亚、阿伯苏、马杜克等有源流关系，因此认为历史上的鲧、禹治水故事，是神话的历史化而已。虽然这表面上是沿袭了苏雪林的旧说，但《古史中的神话》将这种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北宫七宿之象的玄武、北方的水神伯鲧及其妻修己的龟蛇交合形象的分析中，最后指出：这些具有龟蛇形象的所谓历史人物，实在是我们的古人将“神话历史”当成了客观发生过的真实历史了。我们现在应该还原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是神，不是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是人，那就是历史了，“神话历史”便无从谈起。

该书关于雷神的研究，所做的考证与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是对古代历史的书写与溯源。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开始，到宁夏贺兰山岩画中的人面像，雷神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史前形象之一便已出现了。所以要找到上古神话时代的雷神形象，从而将史前与历史时期的雷神串联和统一起来，使之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一贯性，便显得极为重要，这也是我国绵延不绝的五千年历史一个侧面表征之需要。目前学术界可以确认的雷神图像以及可以与雷神相关联的文献，一般都追溯到汉代。汉代画像石（砖）中有明确的雷神形象，《山海经》《论衡》等汉代文献中则有关于雷神的明确文字记载，而该书则将雷神的源头追溯到商代。

除文字外，商代人鸟形玉佩和玉人，大多数在其上刻有形符号，这也是雷神的标记，是雷神之“雷”字中表示雷声或雷车车轮的符号，转而象征雷神本尊。实际上这种车轮状圆形符号在整个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被认为是萨满教雷神的标志，叫雷轮。最常见的雷轮是圈内被分成五或八等份，分别象征八个方向的车轮状。学者们认为目前最早的雷轮是英格兰新石器时代或欧洲青铜时代的石圈巨石阵，不过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印度的兵器轮刃。它是一种金属的圆形武器，传说是印度教三大天神之一的毗湿奴所用的武器。不过作为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雷轮，应该是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中间为五角星状或五根辐条状的青铜轮形器，这应该也是雷神所使用的雷轮。我国西南地区的花山岩画，包括贵州、四川的岩画中，这种雷轮符号都很盛行。该书将商代人鸟形玉佩和玉人身上刻画的特定符号定性为雷神标识，可谓真知灼见，从图像学的视角，找到雷神的标志。而且这种标志的普遍性不止在中国，还是全球性的。

虽然《古史中的神话》一书所收录的神话与后现代主义隔着几千年的时光，并不沾边，但我还是愿意从最远的距离来遥望一下这本书。对普遍性和真理性不屑一顾的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的意义、真理的标准等，都只在不同的活动中，也就是在具体的使用中才被决定和呈现，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对元叙事的怀疑，构成了它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基础。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框架下，经典神话研究的所有权威都被否定，任何个案研究都可成为时代研究大厦上的一砖一瓦。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