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无疑是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的大门，引领清兵入关，最终导致了大清王朝的建立。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吴三桂是“为红颜冲冠一怒”，也有人将其比作楚国的申包胥，认为他是为了报效明朝、报君父之恩，更多的则认为他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但无论如何，大家普遍认为，吴三桂在此事件中有着极强的个人意志和自主决策。然而，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体的命运往往微不足道，即便像吴三桂这样权力滔天的大人物，有时也会被客观环境所左右，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

吴三桂确实手握强兵，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决定了当时的天下格局。然而，即使是如此身居高位的他，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大势。在辽东，吴三桂虽然是总兵，拥有不小的军权，但他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在山海关的统治结构中，还有辽东总督王永吉和辽东巡抚黎玉田，他们的官职虽然比吴三桂高，尽管实际权力可能不如吴三桂，但也足以限制吴三桂的行动自由，说明吴三桂并不是无所不能。

在崇祯十七年三月，面对李自成逼近的局势，崇祯皇帝紧急召集大将进京勤王，封吴三桂等人为伯爵。然而，这时唐通已经投降了李自成，左良玉和黄得功等人也因战败失去了斗志，根本不敢响应皇帝的号召，形势越来越严峻。就在这时，崇祯皇帝决定依赖辽东总督王永吉调动关外的军队，然而他首先想到的却是王永吉，而非实际控制辽东兵力的吴三桂。

到四月十九日，王永吉率领的先头部队距离京师还有数百里，然而李自成的军队已突破了京师的防线，崇祯皇帝也已吊死在煤山。王永吉接到消息后立刻撤军，但途中却与吴三桂的主力部队相遇。29日，吴三桂从突围而出的家将海山处得知，崇祯皇帝已经自杀，权贵们纷纷叛变，而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在京师进行“追赃助饷”，甚至连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遭到拷打，家产被掠夺，陈圆圆也在此时被夺走。

吴三桂对这种屈辱感到愤怒，誓言为崇祯皇帝复仇。在四月初一，留守山海关的辽东巡抚黎玉田向吴三桂和王永吉传来消息，称清军已开始南下进军山海关。为了应对这一局势，王永吉与吴三桂决定迅速返回山海关，商讨接下来的行动。在山海关，经过一夜商议，王永吉决定联络南明的史可法，试图通过南北夹击的方式收复京师。

然而，李自成派来招降的唐通等人也在这一天赶到了山海关。王永吉和吴三桂再次进行紧急商议，最后决定继续忠诚于明朝，按原计划南下与史可法联手。但黎玉田却背叛了他们，他私自投降李自成，并将山海关的情况报告给了李自成，最终促使李自成决定亲自进攻山海关。

王永吉与吴三桂虽有疑虑，但他们深知投降李自成将意味着名节尽毁，史书上必定留下“二臣”的骂名。而且，李自成的“追赃助饷”政策也让他们和整个官绅阶层对立，因此他们试图尽量避免投降。然而，大顺军已经占据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山海关仅凭几万辽东军已无法抵挡，于是军将童达行提出向清军借兵以为崇祯复仇。王永吉和吴三桂明白，若此举成功，他们将成为复兴大明的英雄，但若失败，他们也将成为历史的弃儿。

吴三桂对此产生了动摇，最终向王永吉请教。王永吉深知事态严重，尽管他也接到京师官绅遭虐待的报告，但始终未下决心，直到四月十日，清军南下的消息终于传来，才同意采取童达行的建议。王永吉暗中耍了一个心机，只以吴三桂的名义向清朝请兵，表示希望清军绕过山海关，通过长城西侧与守军夹击大顺军。同时，王永吉还向关内发布檄文，宣称吴三桂将带领辽东军帮助明朝复兴。此时的清朝非常重视吴三桂这个有兵权的总兵，因此很快接受了这一请求。

然而，在四月十七日，当王永吉得知清军仍在进军山海关时，感到不寒而栗，他终于意识到，清军的目标并非复兴明朝，而是想要征服整个中原。为了避免背负千古骂名，王永吉决定亲自南下督促史可法北上，并将所有责任推给吴三桂。而吴三桂此时已经无路可退，他既不愿放弃手中的兵权，又无法与清军对抗，最终在山海关前屈服，投降了清朝，成为了“平西王”，并为此留下了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