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张家口战役成为了国军全面进攻阶段中的一场关键战役，意义深远。这场战斗不仅是国军的一次全面进攻，更是我军在这一阶段的重大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张家口，或称张垣，是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具有极大的政治宣传价值。相较于华东失去两淮的战斗，张家口的失守对南京政府来说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们大肆宣传这场胜利，声称大破共军。实际上，这场战役的失败，源于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带来了许多连锁反应。在讨论这场败仗时，军史爱好者通常将原因归结为指挥上的问题，但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看，问题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

傅作义的作战特点

晋察冀地区的敌军主要由三个系统组成：第一，保定绥署指挥的中央军系统，兵力超过二十万；第二，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兵力约十万人；第三，傅作义的部队，规模不到十万人。对比这几支部队，可以明显看出，实力最强的中央军未能攻破张家口，尤其是保定绥署的精锐部队，远非傅作义的部队可比。然而，最终攻克张家口的，却是傅作义的部队。因此，研究傅作义的作战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傅作义是一位极具特色的将领，他的军事理念与当时国军主流将领截然不同。在傅作义的部队中，他的军官们大都朴实无华，注重实战训练。傅作义对部队的管理严格，且特别注重官兵的作风。他曾多次强调，财富和权力往往会让军官失去斗志，因此，他坚决不用那些贪图享乐、不专心作战的军官。即使是亲近的亲属和朋友，他也不会优待，反而要求他们到非作战部队任职，避免他们掌握实权。这种坚持原则的做法，使傅部军官的纪律性较强，相比于其他腐败泛滥的部队，傅部展现了较高的作战素养。

傅作义还特别重视统一思想。他通过定期召开高层会议，使部队的指令能够迅速传达并贯彻落实。他的部队规模相对较小，这使得这种统一思想的措施更为有效。与国军其他战场的指挥情况不同，傅作义的部队能快速调整战术，并保持高度的执行力。

此外，傅作义的作战风格也非常独特，他擅长灵活机动、突然袭击，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正面进攻。通过巧妙的战术安排，他能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势，使得敌人措手不及。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傅作义通过迅速调动兵力和突袭，使得敌人完全没有准备，成功突破防线。这种战术风格的犀利，使得傅作义的部队在多个战场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张家口失守的原因

1946年9月，国军对张家口发起进攻，最初并非由傅作义指挥，而是由保定绥署的孙连仲指挥。孙连仲指挥的部队，诸如十三军和九十四军，战斗力强劲，因此，国军将东线防线视为重中之重。然而，尽管保定绥署的部队在东线取得了一定进展，国军的指挥层却错误判断了傅作义的动向，认为傅部不会积极参与张家口的战斗，且即使出兵也会采取拖延战术。

然而，傅作义却出乎意料地迅速出击，打破了敌人的判断。他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战术欺骗，故意在大同制造声势，将主力部队隐蔽在集宁以东地区，等待最佳时机。当他部队的骑兵穿越荒原，快速向张家口北面进攻时，守军几乎没有准备。郑维山所率的防守部队仅有两个团，且由于缺乏对敌情的准确把握，未能及时调动兵力进行有效反击。

傅作义还巧妙地利用了战术欺骗。他调换了部队的番号，使敌人误以为进攻的是一支较弱的部队。而实际上，傅部的主力部队已经悄然集结，准备随时发动猛烈攻击。傅作义甚至使用了自己专用的密码，以避免敌军破译通信，从而确保了战术的保密性。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敌军在傅作义的猛烈攻势下完全措手不及。

在张家口的防守中，虽然晋察冀军区的指挥员在得到情报后试图增援，但由于决策迟缓和信息传递不及时，最终未能阻止傅作义的进攻。郑维山回忆称，在敌军发起进攻时，守城的气氛完全不紧张，市民和守军几乎未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危险。结果，在傅作义的骑兵的迅速打击下，张北县城迅速易手，张家口也随之失守。

这场战役的失利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从敌方的战术布置到我军的指挥失误，都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傅作义凭借其独特的战术思维和精妙的战术执行，使得国军无法预见他的行动，而我军则在思想麻痹和指挥失误的情况下未能有效应对。

最终，张家口的失守揭示了我军在应对敌军突袭和战略欺骗方面的不足，同时也为以后的战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