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在三国历史中的英勇与决策总是备受争议，尤其是他在伐吴之事上的决定。我们并没有史料证明诸葛亮在刘备发动伐吴战役之前曾坚决反对，事实上，诸葛亮在战败后的感叹反而让人更加深思。他曾说：“章武二年，大军败绩，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这番话的意思是，如果法正（法孝直）还在，他一定会劝刘备不要进攻东吴，而在东吴战役中的失败，是缺乏一个合适的军事顾问所导致的。

事实上，刘备在出征吴国之初，战况并不差。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在章武元年秋天集结大军，准备伐吴。当时，孙权主动遣使求和，但刘备怒不可遏，拒绝了孙权的求和请求。在初期的战斗中，吴国的将领陆议、李异和刘阿等人分别在巫山和秭归一带屯兵，而吴班、冯习则带领兵力突破了敌军防线，稳住了阵脚。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刘备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决心，尽管在军事布局和战略上，仍显得有些不够完善。

从《三国志》卷三十七和卷三十二的描述来看，诸葛亮的遗憾实际上并不只是因战败而感到失望，而是对战前战略规划的缺失表示深刻反思。他认为，刘备的失败并非必然，陆逊作为吴国的年轻将领，并非无敌，蜀汉完全有机会利用适当的战略扭转战局。其实，陆逊的原名是陆异，这也说明他原本并不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但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逐渐崭露头角。

许多史学家总喜欢用“成败论英雄”这一标准来评价刘备的伐吴决策，认为他在夷陵之战后的失败让伐吴之举成了大错。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刘备若选择放弃复仇，吞下关羽被杀、荆州丧失的屈辱，蜀汉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恐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刘备没有对孙权出兵进行回应，他是否会被后人评价为软弱无能？这在当时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实际上，刘备伐吴的决策与“借荆州”这一说法无关。荆州一直是刘备争取的地方，在曹操夺取荆州后，刘备才在赤壁之战后重新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回了一部分。刘备对孙权的荆州政策并没有采取“借”的形式，而是在一系列的交换中重新划定了各自的边界。此时，孙权对于荆州的侵占是直接违背了之前的协议，刘备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权益，最终他也不得不采取行动。再者，刘备在与孙权的交涉中，并未完全“借”或“还”，而是通过不断的谈判与孙权达成了相对平衡的协议。

更重要的是，刘备出兵伐吴的背后，恰恰是为了防止曹孙联手压迫蜀汉。此时，孙权已经完全向曹魏屈服，刘备如果不主动出击，必然面临曹孙两方夹击的困境。而刘备的反击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蜀汉的利益，更是为了考验曹丕与孙权之间的关系稳固性。在这一场军事行动中，刘备利用孙权对曹丕的不信任，打破了原有的盟约，使得孙权在曹魏面前显得不再那么稳固，迫使曹丕与孙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在刘备逝世后，曹魏依旧没能完全占据吴国，蜀汉的生存空间被保留了下来。

然而，失败的夷陵之战并未让刘备的决策完全失去意义。虽然刘备最终未能取得胜利，但他的行动迫使孙权再次求和，恢复了与吴国的盟约，并防止了吴魏两家联合进攻。更重要的是，这一场战役也让后人看到了刘备不屈不挠的血性。对于蜀汉的将士来说，刘备的决心和英勇是一种鼓舞，他们看到自己的主公宁愿为了复仇而舍命，也不会为了权力而屈服。正是这种精神，让刘备成为了众多文臣武将心中的英雄。

同样，刘备伐吴的决定也具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如果他选择默不作声，对关羽死去、荆州丢失的屈辱无动于衷，那么他不仅会失去蜀汉将士的信任，后世对他的评价也将因此改变。而正因为刘备敢于为自己和关羽复仇，他赢得了蜀汉人民的忠诚与尊敬，成为了他们心目中无可替代的主公。

这场战争的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但在整个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刘备所做的选择依然值得尊重。历史的评价往往不会仅以成败来定夺，刘备的伐吴之举，既是对内外威胁的回应，也是一场他与曹孙权力博弈中的勇敢尝试。即使最终失败，这份决心与气节，也足以为他赢得了后人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