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与评价标准，历史人物的形象也因其所处的立场和个人情感有所不同。汉武帝雄心勃勃，致力于扩张帝国疆域，他不断征战四方，但这种扩张也造成了百姓的困苦和民生的凋敝。司马迁作为历史的记录者，骨子里对汉武帝并不十分看好。尤其是在司马迁亲身遭遇权力的压迫后，他对汉武帝的批评便愈加尖锐。汉武帝一方面重用外戚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位被视为最强的军事将领，另一方面，司马迁由于替李凌求情触怒了皇帝，被判刑，心中自然对汉武帝产生了更深的反感。因此，他对李广的记载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故意贬低卫青和霍去病，显露出他内心的成见。

此外，司马迁与李家、司马家等世家出身的历史背景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作为世家贵族，他们对外戚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天生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后者不过是依靠权力和背景获得地位的“庸才”。尽管李广多次战败，依然出自关陇李氏的贵族血统，在司马迁眼中，李广显然比卫青和霍去病更具贵族气质。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在一定程度上受个人主观情感的影响，其史实的公正性可能因此打了折扣。

然而，卫青作为汉朝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军事才能不容小觑。他不仅发明了突骑战术，将原本适用于步兵的战术巧妙地结合到骑兵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汉军的战斗力，也扭转了汉军一直处于下风的局面。而且，他还发掘出了“秋守春战”的策略，即利用季节变化的特点，选择在匈奴马匹饱食的秋季进行防守，而在汉军马匹精力充沛的春季出击，从而逆袭匈奴。卫青的智慧和远见，不仅增强了汉朝的军事实力，也为后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另外，卫青曾一度被李广的失误所拖累。李广因为迷路，使得卫青带领着少量且疲惫的部队，面对匈奴主力时几乎孤军奋战。尽管如此，卫青依然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最终成功击败了匈奴。这场战斗，若不是李广的失误，或许卫青早就能击溃匈奴主力，提前实现汉朝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李广的战绩在许多历史记载中并不光彩。他长期担任与匈奴接壤的边疆重镇最高军事长官，却屡次失误。五次征战，三败二迷，令人失望。此外，李广甚至在“杀良冒功”的事情上名声受损。按照《后汉书》的记载，李广在军事指挥中并没有显现出足够的能力，反而成为了一个浪费机会的庸将。

龙城之战，卫青的胜利堪称经典。他调兵遣将，四路出兵，最终只有卫青取得了胜利，而李广则遭遇了惨败。李广几乎全军覆没，狼狈逃回，成为笑柄。卫青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战略眼光和决策力，他的军事成就为他赢得了“龙城飞将”的美誉。而李广，尽管有着高贵的出身，最终的表现却令人失望，甚至连带他那曾经的爵位也因战败而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和霍去病的合传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偏见。他将两者与李广的单独传记进行对比，显得格外不公平。合传并不是随便将人物放在一起，它应该基于人物之间的某些共同点，而卫青和霍去病与李广无论在军事才能、为人处世，还是性格上，都没有任何明显的相似之处。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他们都是外戚，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们合为一传。司马迁的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受到了他个人情感的影响，未必完全客观。

作为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的战功不可小觑。他们在汉武帝时期大力打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打通了河西走廊，为汉朝的崛起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甚至设立了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并建立了封狼居胥的伟大壮举。而在卫青和霍去病去世后，汉朝对匈奴的态势急剧恶化，频频败北。可以说，卫青和霍去病的贡献，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成功，更是战略上对汉朝的长远影响。

李广的传记为何值得单独列出呢？他在军事上的失败屡见不鲜，其心胸狭隘的行事风格也难以为人称道。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他在北方边境长期驻守，但连最基本的地理都常常搞错，不仅屡次迷路，还因私人恩怨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正如司马迁所言，李广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值得称颂。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在历史记载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但在处理这些人物的评价时，个人的偏见与双重标准却明显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