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虽然有一些人从资历和职务上看似并不低，但在评级授衔时，他们的军衔却并不算高。例如，许多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友曾为谭友林争取过更高的评级授衔，但最终未能如愿。

谭友林是一个具有深厚军事和政治背景的将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积极参与政治工作，担任过红二军团师的政委；在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担任过旅长；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则在东北战场担任过副军长。谈到红二军团，人们通常会想到一些知名的战将，如贺炳炎、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他们的资历与谭友林不相上下。谭友林自参军以来，一直从事基层工作，从警卫营的通讯员、宣传员、警卫员做起，晋升较为缓慢。

1934年，对于红二军团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外部形势严峻，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而红二军团则面临着政治机关的撤销。在这一艰难时刻，贺炳炎、关向应和卢冬生等人积极推动恢复政治机关，反对无目标的游荡，并开始开辟黔东苏区。由于当时适合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极其匮乏，许多人不愿意承担政治工作的责任，关向应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才使得政治机关得以逐步恢复。谭友林则从政治部青年干事调任为独立营的教导员。随着部队政治工作干部的紧缺，他的职务逐渐上升，从营到团政委，再到师政委。这与廖汉生的经历相似，廖汉生在1933年参军后，担任文书工作，不到一年便被关向应提拔为师政委。与此同时，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红六军团派遣了不少政工干部前往红二军团进行支援。

1936年，随着红二方面军的成立，谭友林继续担任师政委。抗战爆发后的几个月，他并未直接参与战斗，而是去抗日大学深造。学业完成后，1938年他被任命为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的一员，担任豫东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相当于旅副政委的职务。

1940年，谭友林从政工岗位调任军事指挥岗位，先后担任了六旅和十二旅的旅长。不到一年时间，他便被调到延安党校学习，之后的四年里他一直在后方工作。随着抗战的胜利，新四军开始编入华中部队，谭友林本来计划调任纵队政委。然而，由于东北局势的变化，许多在延安的干部被调往东北，他也被派往松江军区四分区担任司令员，后来又调任359旅副旅长。

虽然1940年他就已经是旅长，但许多人对他在后期职务上的变化感到不解。在抗战后期，359旅被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改编为南下支队，后在中原地区突围，最终回到吕梁整编，扩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而359旅的另一部分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改编为南下第二支队，行军途中转入东北，恢复359旅番号，并在后方进行剿匪工作。尽管359旅是一支老牌的、能打硬仗的部队，但在东北战场的初期，他们并没有像其他部队那样担负主力任务。

经过合江军区剿匪后，359旅改编为独立二师，谭友林担任政委。1948年，该部队再次改编为12纵，谭友林继续担任师政委，并于1949年升任副军长。从履历上看，谭友林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完全不逊色于中将。然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的职务晋升却显得较为缓慢，长时间停留在师级职务上，并未升任正军级职务。

1952年，军队进行评级时，职务的高低决定了军衔的评定。谭友林一直担任副军级职务，因此他的军衔仅为副军级。1955年，军衔授予时，他并不符合中将的标准，因为中将的标准至少需要担任正军级职务，而谭友林的职务一直停留在副军级。

当一些老战友和曾经的领导得知谭友林的军衔较低时，他们纷纷向上级反映意见，萧克、王震、贺炳炎等人都为他争取过更高的评级。然而，最终并未改变谭友林的军衔。对于谭友林来说，军衔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曾经亲历过艰难岁月，与许多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生死与共的岁月。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比起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生命的老战友，他已经是非常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