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被誉为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常常针锋相对，且行事风格也截然不同：左宗棠办事风格雷厉风行，遇到困难时总能开动脑筋，千方百计推进计划，必要时甚至会采取独断专行的方式，不太顾及朝廷的意见，自行其是；而李鸿章则偏向稳妥，做事讲究谨慎，一旦没有十足把握便会选择暂缓行动，同时擅长揣摩上层意图，顺应朝廷的意志行事。

举例来说，左宗棠西征期间，清政府财政紧张，军费严重不足。为了筹措西征军费，他大胆启用胡雪岩作为中介，向西方洋人借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新举措，虽引发不少争议，但最终效果显著，顺利解决了军费问题。相比之下，李鸿章在筹备海防时，面临铁甲舰资金短缺的难题，沈葆桢劝他先支付订金，凭借这个开端朝廷自然会筹措到足够资金完成采购。然而，李鸿章顾虑朝廷可能不满或计划中途生变，导致责任落到自己头上，坚决要求资金充足、风险可控后才开始在欧洲购舰。

两人办事风格如此迥异，导致如今有人提出，如果让左宗棠负责北洋水师建设，是否会取得更好效果。但实际上，左宗棠接手海防工程，既有优势，也存在不少弊端。

从两人的办事特点分析，若由左宗棠掌管北洋水师，最大的好处恐怕是能从朝廷争取更多经费。北洋水师筹建伊始，预算定为每年200万两，但实际上这笔资金从未完全落实，二十年间，北洋水师累计获得的经费仅为2300万两，比计划少了约1700万两，缺口极大，且部分已拨付资金后来还被挪用。如果换成左宗棠，凭其性格和手腕，绝不会轻易放手经费，也会更有力地催促朝廷补足不足部分。虽说晚清财政状况确实困难，即使是左宗棠也难以争取到那1700万两的巨款，但他凭借脾气和决断力，起码能多争取出几百万两，使北洋水师的经费更为充裕。

然而，左宗棠的不足也很明显，这些缺点可能会对北洋水师的建设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首先，他行事过于果断，推动事情雷厉风行，常常忽视别人面子，因此容易树敌，晚清几位名臣中，左宗棠以与同僚关系紧张著称。历史记载他曾短暂担任军机处职务，但因得罪众人，仅数月后便被找借口派回地方。相比之下，李鸿章更圆滑，懂得与上级维系良好关系，从而争取支持。譬如醇亲王奕譞支持海军衙门时，李鸿章借此争取到大量购舰经费，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镇远”等几艘铁甲舰资金都未动用海防经费，这种资源的调动左宗棠恐怕难以实现，结果是北洋水师实际经费未必比历史上更多。

其次，左宗棠对海军的理解不如李鸿章深入。他在福建任职时创办福建船政局，天真地以为军舰与商船可以兼用，要求造出既能运输货物又能载人的军舰，白天运输赚钱，战时上阵作战。但这样的军舰因货舱空间减少，战斗力大打折扣，火炮配置远不及纯军舰，无法在海战中担当主力，最多只能执行辅助任务。且左宗棠性格固执，对于自己认可的观点难以妥协。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后，意识到兵商两用船无法与西方军舰抗衡，开始模仿西方巡洋舰设计，但左宗棠视此为背叛初衷，愤然绝交。若由左宗棠主导北洋水师建设，军舰质量恐怕会降低一个档次。

更为关键的是，北洋水师关系到京畿防御，清廷历来对汉族大臣有所警惕。李鸿章行事恪守上意，不敢触碰禁令，因此清廷能容忍他管辖海防。反观性格倔强的左宗棠，自行其是管理北洋水师，必然让清廷担忧，势必派人插手海军事务，导致各方面掣肘，左宗棠恐怕难有作为。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政治和财政环境下，即便换成左宗棠负责北洋水师建设，恐怕也难超出历史实际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