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洪学智从总后勤部辞职后，新任部长的人选经过上级的仔细斟酌，最终决定由邱会作接任，彼时他尚在高等军事学院任职。从常规的组织原则来看，总后勤部内部竟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是选择了外调，这似乎颇为不同寻常。

在总后勤部当时，副部长的人数相当可观，包括张令彬、唐天际、饶正锡和张贤约等人。比较之下，张令彬在后勤系统中的资历和年限无疑是最长的，如果要挑选一位新的后勤部长，按理应从有丰富经验和资历的人中选出，为何却会打破这种惯例呢？

张令彬作为一位历史悠久的老资格军官，他参加了秋收起义，随后走上了井冈山。在土地革命的初期，他在军队卫生系统任职，虽然后来转离卫生系统，但其工作本质依旧是为后勤保障服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主要在后方工作，实则是在后方的后方。

在抗战时期，张令彬在延安担任军委后方后勤部供给部部长，延安自是战时的大后方，而他所负责的工作更是属于更远离战火的后方，显然与前线职责有所不同。经过七到八年的延安工作，他于抗战结束后调往冀察热辽军区，这里正处于华北与东北的交接地带，战斗任务相对较轻。1947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并不归属东北军区，而是由晋察冀统辖，他依旧没有参与野战部队的后勤工作，专注于军区后勤。

1949年，张令彬被调任军委后勤部副部长，并担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在总后勤部成立后，他继续担任副部长，协助杨立三与黄克诚两位部长的工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后勤部的领导力量不断壮大，领导班子也日益充实。

尽管张令彬在后勤系统内有着丰富的经验，相比于唐天际、饶正锡和张贤约等在后勤领域较晚进入的同事，他的资历无疑更显深厚。但他为何没有被考虑为部长人选呢？或许是因为他的年龄偏大，此时他已经57岁，而唐天际和汤平分别是55岁和56岁，其他副部长大多缺乏丰富的后勤经验，因此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实际上，与其说是张令彬不被考虑，不如说当时总后勤部内部的人员都不在选拔之列。五十年代，各个总部、大军区、军兵种以及军事学院的主官任职时都遵循着“广泛选拔”的原则。在选定后勤部长时，罗荣桓虽然依据这一原则挑选了几位合适的人选，却发现适合的人并不多，打破这种平衡的风险显而易见。

新组建的领导班子对这一原则的重视程度已显著减弱，自罗瑞卿被选为总长之后，总参和总政部均由红一军团的官员掌控，总后勤部自然也会有所影响，考虑到此，邱会作便被提上了议程。

邱会作年纪轻，四十出头的他在领导层中显得很有干劲。而且在战争期间，他曾在后勤及财经领域表现出色。解放后，他又担任了几年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对于总后勤的工作十分熟悉。尽管他已经离开，但并不妨碍将他调回，而他同样是出身于红一军团的。

客观上，邱会作的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在上级和同级之间，他都给人留下了精明能干的良好印象。可惜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中后期，他却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令众人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