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正式发表了一份声明，明确表示“不以国府为对手”。然而，几乎所有知情者都心知肚明，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并非单纯针对国府，而更准确地说，是不把蒋介石作为真正的对手。尽管官方言辞是“不会与国府交战”，但实际上，日本是在有意回避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直接对抗。

这份声明的初衷，表面上看是希望以此施压蒋介石，促使他坐上谈判桌实现和平，但实际效果却是适得其反。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条声明无疑是将蒋介石逼到了绝境。近卫的表态让蒋介石处于一个极为被动的位置——要么选择与日本死战到底，要么别无退路。可以说，这种强硬的态度正是刻意将蒋介石推向了战场的最前线。

果不其然，这份声明一经发布，蒋介石迅速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再也不能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和期待，唯有坚持到底，进行全面抗战才能保卫国家尊严。别的国家或势力或许还能退让寻求转圜，但他，身为领导者，已无退路可言。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威胁，他只能拿起武器，誓死抗争。

此时此刻，蒋介石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场景：曹操率领八十三万大军南下，意图一举扫荡江南。在占领荆州后，他给孙权写信，邀其“会猎于江东”，暗含招降之意。东吴朝廷中，文武百官对是战是降议论纷纷，争论不休。

当时，鲁肃私下对孙权坦言，东吴可以允许其他人投降曹操，但唯有孙权本人绝不能降服。孙权询问原因，鲁肃答道：“众人若降曹操，仍可保留郡县官职，但若将军你降曹操，充其量也不过是封个侯爵，哪里还能独霸江东，称孤道寡？”这番话犹如警钟长鸣，让孙权明白了背后的政治博弈。

类似地，蒋介石若不抵抗日本，或许还能保留些许名义上的权力，但很快便会沦为阶下囚，甚至被迫逃亡他国。作为掌握百万军力、曾经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者，蒋介石怎能忍受如此耻辱？

想到这里，他又回忆起蒋百里曾对他说过的话：“对日作战，无论损失多大、耗尽多少资源，绝不能向日本妥协。只有长期坚持抗战，才能最终击败敌人。一句话，无论胜败，都不能与日本讲和！”过去，他对这句话理解有限，但近卫文麿那“不以国府为对手”的声明如同一剂猛药，让蒋介石彻底看清了日本的贪婪本性。

他明白，日本人永远不会满足，他们的“荷包”永远装不满，英美德苏等国之间的盟约也无法为中国带来真正的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是势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与其寄希望于外力，不如自立自强，只有靠自己才能赢得尊重。

从此，蒋介石坚定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因为这条路已是他唯一的出路。

回顾历史，自清朝末年起，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大批中国青年纷纷东渡日本求学。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理解为何面积小、国力相对弱小的日本，能够迅速崛起并战胜庞大的清朝帝国。蒋介石正是这批留日学子之一，而这群留学日本的人中，后来成为了一代名臣与名将。

因此，近现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并非一边倒地厌恶，反而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也不少。甚至在日本强占东三省后，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反应并不如后来想象的那般激烈。因为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疆域是“南七北六十三省”，东北三省并未被广泛视作中国的正式领土。

此外，清朝灭亡后，原清朝的督抚摇身一变成了新政府的督军，成为实际上的军阀。这些军阀们时而割据一省自立，时而联合自治，形成以省籍为派系、以派系论亲疏的乱局，口口声声高喊正义，实则为私利操控，令广袤中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局面。彼时的中国，已无真正的国防力量。

尽管汪精卫叛变成了汉奸，但有一句话道出了当时的惨状：“那时中国只有省防，根本没有国防。”日本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暗中扶持不同军阀，一边挑拨离间，一边从中渔利，玩弄“支持一方对抗另一方”的老把戏，攫取巨额利益。

蒋介石虽洞悉日本的阴谋，但当时国力有限，难以直接抗衡，只能依赖英美，希望通过西方力量来平衡日本的侵略。这也是他与宋氏联姻、整合江浙财团资源的根本原因。蒋介石打算借助英美资金扶持军队，同时希望在未来中日冲突时，能依赖英美的调停力量，将战争控制在局部范围内。

然而，1928年的“济南事件”彻底改变了形势。这次事件令中国上下，包括官僚和普通民众，对日本的恶感急剧加深。日本表面文质彬彬的形象彻底崩塌，令人震惊的暴行让国人心寒。如果说蒋介石对中日大战的预感，是从何时开始的，那无疑就是“济南事件”之后。

当时，日本的野心虽大，但尚能收敛，侵略策略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辅以军事行动，手法相对隐晦。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局势骤然转变，日本将侵华策略升级为以军事侵略为主，经济侵略为辅，随后还加入文化侵略，形成了经济、军事、文化三管齐下的多重打压。

这种侵略策略带有典型的“蚕食”特征。所谓“蚕食”，是指日本先挑起纷争，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行军事干预，逐步侵占中国领土。成功后在边境设立非军事区，缓慢消化占领区，随后再以类似手段进行下一轮侵蚀，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虽然“蚕食”较“鲸吞”更隐晦，但其阴险和持久的特点让人防不胜防。日本侵略速度惊人。自1931年占领东北后，仅用四年时间就几乎完成了对东北的控制。紧接着，1935年，冀东22县被逐渐吞并，继续向华北推进。到1937年，冀东全部被“蚕食”，下一目标便是整个华北地区。

事实上，“卢沟桥事变”引发全国抗战，是日本始料未及的。起初，日本并未计划全面吞并，而是欲通过挑起华北战事来控制丰富的棉花资源。也许有人会觉得难以置信：日军主动挑起卢沟桥事变竟是为了抢夺棉花？

但当时华北的棉花产量占全国七成以上，失去华北即意味着中国的棉布供应会断绝，短期内可能还可穿旧衣服，长远看则连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日本对华的野心极为险恶，其战略正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的典型侵略模式。

然而，日军没有预料到中国军队竟会在卢沟桥坚决反抗。这一反击令日军中下级军官兴奋，因为多年来对华挑衅终于得到回击。反观日本高层，却因战略方向不明而焦虑，未决定是扩大还是限制战事。

蒋介石当时仍试图控制局势，希望与日军打有限战争，寄望于英美等列强的调停能将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但随着全国抗战呼声日益高涨，他不得不正式宣布对日全面抗战。

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仍抱有幻想，希望“国联”及列强能够在关键时刻介入调停。可一系列事实令他逐渐看清这些国家的真实面目。

淞沪会战本是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进攻，旨在歼灭日军海军陆战队，防止日军由此突破淞沪防线，使中国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但蒋介石过度依赖“国联”的调停，先后三次叫停张文白部队的出击，错失良机，最终错失先机。

当淞沪战场形势趋于不利，中国一线部队准备撤退至防御工事时，蒋介石再次叫停撤退，寄希望于“国联”介入调停，力图将战斗控制为局部冲突，类似1932年淞沪抗战的停战局面。

“国联”确实出面调停，因其在淞沪有既得利益，若被日本完全控制，损害其经济利益。但日军并不肯轻易放手，愈发猖狂，最终宣布退出“国联”，使调停彻底失败。

原本中国守军有时间撤退至防御工事，但在蒋介石的强令下被迫返回阵地。就在部队尚未完全回防时，调停已宣告破裂。错失撤退良机后，部队在日军猛攻下损失惨重。

“国联”无能为力，但蒋介石仍将目光投向德国。他一直模仿德国，依赖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也曾给予中国不少帮助，提供军事装备与技术支持。尽管德国也从中获利，如训练德军参谋、售卖淘汰装备等，但总体上算是支持中国抗战。

然而，在抗战初期关键时刻，德国突然下令撤回所有军事顾问，无疑是从根本上削弱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这让他深感失望和愤怒。

德国撤退后，苏联成为新盟友，尽管仍坚持出售装备给中国，但蒋介石心知肚明，这些军事支持背后也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在武汉会战爆发前，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边境张鼓峰爆发小规模冲突。日军虽遭受挫败，但紧接着调动增援部队反击，却被苏军围困。蒋介石得知消息，喜出望外，期待苏联能借此与日本发生大规模战争，延缓日军进攻武汉。

为此，蒋介石忽视九江地形不利硬防，强令张发奎死守九江，结果造成重大战损。可蒋的期望落空，苏联与日本迅速和解，结束冲突。

更令蒋介石愤恨的是，英法等国控制的国府储备金和海关收入，竟以国府西迁为由被扣押不放，令中国经济拮据，几乎被掐住脖子。那时，中国外汇极为有限，这些资金本应用于军备采购，却被扣留，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的抗战能力。

连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蒋介石疲惫不堪，也使他彻底明白：国与国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驱动，幻想靠外力救援不过是空中楼阁。面对现实，他开始正视这场抗战的严酷与艰难。

而近卫文麿的声明则成了蒋介石的“神助攻”。本来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的他，因这份声明被彻底逼入绝境，别无退路。

既然退路已断，他便决然放弃妥协，毅然宣布解除除军职外的所有政治职务，全身心投入抗战，誓死捍卫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