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当时身为清政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合上书皇帝，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建议。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科举制度的考试标准已经无法真正选拔出适合朝廷需要的人才，这一传统体制逐渐显露出落后的弊端。

到了1904年7月，为了庆祝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廷特别增加了一次恩科考试，这也成为了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场盛会。次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那年，来自河北肃宁县的刘春霖荣登状元宝座。这个诞生于动荡乱世的末代状元，他未来的人生将会充满怎样的波折和起伏呢？

“时代的一粒沙子，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名言用在刘春霖身上，极为贴切。作为状元，他的才华无疑出众；如果生在前朝，凭借这个身份飞黄腾达、名扬天下并非难事。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与无奈。

依照明朝延续下来的惯例，每届进士都会由政府出资，在北京文庙树碑立传以示纪念。然而到了刘春霖这一届，清政府正陷入内忧外患的革命风潮中，朝廷自身已是力不从心，连科举制度也已注定废止。因而，竟无人过问这最后一届进士的题名碑事宜。

中国人做事讲究“师出有名”，面对官方冷漠，刘春霖和其他进士便自行筹资，在北京孔庙立起了一块题名碑。这块碑成为了科举制度长达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终结者，宛如一首悲壮的挽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时代总是在前进，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有一些人和制度被淘汰。制度是死的，被废止即自然消逝，但人是活的。被时代淘汰的人，唯有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才能继续存活与发展。

刘春霖考中状元后，朝廷授予他翰林院修撰的官职。深知时局动荡，他并不愿意固守旧制，遂不久后申请出国留学，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进修深造，以期拓宽视野，应对未来挑战。

1907年，刘春霖回国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一职。1909年，他又先后当选为直隶省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逐渐步入政治舞台。

彼时清朝财政拮据，官员薪俸低微，单靠俸禄难以维持家计，因此许多官员都需经营副业。刘春霖也不例外，他凭借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轻松解决了温饱问题。

科举考试极其重视书法功底，作为状元，刘春霖的书法天赋本就出众。书法更是他的热爱，尤其擅长小楷，笔迹清秀挺拔，刚柔并济，别具风格。

状元考前几年，刘春霖在北京潜心准备科考时，经一位王爷引荐，为慈禧太后抄写佛经，从此声名鹊起，在书法界渐有名气。

考取状元后，好友雷雨琴将刘春霖书写的佛经经文带到上海石印成字帖，市场反响热烈，一版再版，畅销不衰。

见状，刘春霖陆续出版多本小楷字帖，同样备受欢迎，书法作品成为了他的重要经济来源。

1915年，他将殿试中状元的文章整理后，以工笔小楷书写并印刷成《殿试帖》，广受读者欢迎。许多爱好者即使不练字，也因想一睹状元文采，纷纷购买。该字帖先后印刷三次，销量喜人。

因字帖畅销，出现了盗版现象。雷雨琴遂向清政府申诉，要求保护版权。1905年，清政府发布告示，严禁私自翻印，称若有人违反，将严肃追责。

雷雨琴也积极备案新字帖，并在第一页印上自己的半身肖像，最后一页加注“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字，保护版权意识得以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举措促进了版权观念的普及。刘春霖凭借状元身份和出色书法，形成了牢固的品牌效应。民间流传“学颜真卿学大楷，学刘春霖学小楷”，可见他在书法界的崇高地位。

彼时的刘春霖尚未预料到，卖字将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生计。晚年时，日本军队抄了他的家，他几乎一无所有。逃亡途中，他重新拾起书法技艺，以“卖字为生”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刘春霖的名字未被遗忘，他的书法作品被收入《中国书法大辞典》，获得广泛认可。

书法上春风得意的刘春霖，人生却时常感到迷茫与愤懑。

辛亥革命后，他曾隐居家中。因身份特殊，多次被邀请复出，曾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并在北洋政府担任多职，身处政坛内部，见识了更多官场黑暗。

他逐渐认识到，尽管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并未带来更好的局面，反而更显腐败无能，军阀割据令民生凋敝。

面对这样的现实，刘春霖心中充满愤怒，却也明白以自己能力难以改变局势。于是，他选择“眼不见为净”，于1928年辞官归隐北平。

他的性格颇似魏晋名士陶渊明，忍受不了官场黑暗，遂退隐田园；但爱国情怀让他难以彻底远离世事，依旧关心国家大事。

辞官后，刘春霖下乡调研，接触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出身寒门的他，对底层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愿意尽力帮助他们。

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山东遭受严重灾害。刘春霖等人发起“河北移民协会”，在内蒙古为受灾民众建立新家园。该组织成功安置330户约1100人，所需经费均由募捐解决。

当时，六十多岁的刘春霖不辞辛劳，奔走各地联系河北省政府多次请求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刘春霖痛心疾首。伪满洲国曾以溥仪名义聘请他任教育部长，但他坚决拒绝。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形势急转直下。许多人开始逃亡，他的朋友劝他远走，他却坚定表示：“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断然回家，坚守北平。

日伪政权初占北平，面临选市长难题。日本不能直接派人当市长，需一位声名显赫的中国人代为执政。汉奸王揖唐想到刘春霖，因二人曾为同科进士，又一同赴日留学，便以旧友身份邀请其出任市长。

刘春霖断然拒绝，无论王揖唐如何劝说，他始终坚决反对，还公开谴责伪政权的汉奸官员。

此举激怒伪军，次日便派兵抄家，用刺刀驱赶刘春霖及家人出门。多方斡旋后，家人得以返家，财物亦被归还。

这次事件给刘春霖沉重打击，自此他彻底闭门不出，远离尘世纷争，以诗书自娱。

刘春霖的晚年生活重回1928年辞官后的状态，这种隐居学术的生活方式，也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写照：内心怀有家国情怀，却无力施为，转而潜心学问，为国贡献微力。

他倾注全部精力于教育事业，出资新建小学，捐赠校舍与课桌椅，并自费资助优秀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

此外，他对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均有深入研究，收藏了大量书籍，为后世学术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然而，他的心中依然充满伤痛与遗憾。看到中华大地被日寇蹂躏，国破家亡，无人能独善其身，刘春霖深感痛苦。

被驱逐家门的经历使他愈加郁郁寡欢，原本患有心脏病的他，因忧愁国难而病情加重。

多年相伴的诗书成为他唯一慰藉，但身体每况愈下，晚年已无法握笔，连吃饭的筷子都难以掌控，更别说书写了。

1942年1月18日清晨，刘春霖家人发现他迟迟未出门，进入房间后，确认老人已安详辞世，享年73岁。这位历经风雨的末代状元，带着满腔遗憾，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仍旧动荡不安的时代。

自此，中国再无状元诞生。老北京人多有世袭祖茔，家族逝者多葬于祖坟。刘春霖非京籍，按“扶柩回籍”传统，应将遗体送回河北故里，但因时局动荡，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经家人商议，最终将他葬于保定西郊东鲁港，此地埋葬众多社会名流、学生与百姓，对他而言，也算是一个体面的归宿。

出殡当日，众多人士前来吊唁，送上挽联和哀悼，表达对其节操和操守的敬仰。作为一位清高孤寂的知识分子，刘春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荣耀。

前清翰林吕梦符，刘春霖旧友，于葬礼上挥笔题写挽联：“婪尾科名，鳌头峻立；天陨文星，闻声惆怅”，简洁而深刻地诠释了这位末代状元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