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为何终能取得胜利？国民党又为何接连败北？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正是两党成员都带有强烈的“偏执”性格。

共产党人怀揣着对革命理想的坚定执着，为了拯救天下受苦受难的劳动大众，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

而国民党人则沉迷于对“名利”的偏执，心甘情愿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

1983年，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间谍案。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其主犯是国民党的老牌特务，更因为群众们惊觉这样令人震惊的间谍活动竟然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那么，这个间谍案的主犯到底是谁？

他都犯下了什么罪行？

最终，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这起案件的主犯叫李家琪，生于1925年，故乡不详。自幼随父亲来到北京从事小本生意。1941年，年仅16岁的李家琪在中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担任情报传递的交通员。

他出道早，身处敌后，行事果断且心狠手辣，因此尽管年轻，晋升速度非常快。抗战胜利前夕，他已成为军统上尉大队长，随后成为蒋介石“反共”阵营中的重要爪牙。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年仅19岁的李家琪凭借出色能力和坚定的反共立场，被任命为针对我党山东革命根据地——沂蒙特别组的上校副组长。

任职期间，他亲手抓捕了二十余名“共产党嫌疑人”，其中一人因遭受酷刑折磨致死，留下了沉重的血债。

1947年8月，李家琪率特务小组潜入山东解放区刺探情报时，被警觉性极高的老区军民当场擒获。1953年，他被判无期徒刑，送往青海西宁钢铁厂劳动改造。

改造期间，他表现消极，但却乐于向其他犯人吹嘘自己的特务经历，还扬言“一旦获释就回台湾”，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释放，是最后一批战犯之一。政府考虑到他年近五十、无专业技能且单身，便安排他继续留在钢铁厂工作以安身立命。

那么，李家琪后来是如何再次回到北京的呢？

他在改造期间结识了另一位战犯陈天民，曾是国民党警察局长，解放后仍心存叛逆，与香港黑社会勾结在大陆搞破坏，1956年被捕。两人因相似背景而关系密切。

1979年夏，陈天民计划经香港赴荷兰投奔经商的儿子。李家琪见状，心生一计，便热情邀约：“老陈，你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不熟悉路，我在北京有亲戚，吃住都成，我陪你一块去。”

陈天民被打动，李家琪也言出必行，休假后陪同前往北京。手续办妥返回西宁后，陈天民准备出发前夜，李家琪神秘地带他至一处僻静地点。

“老陈，你知道我过去的底细，这事儿我得托你帮忙。保密局在香港有个秘密联络点——‘红棉’酒吧，联络人是我妹妹‘陈家宝’。我曾用化名‘郑辰’，代号‘一零八七’，几十年来没对谁提过这事，这次真得麻烦你联系上她，让她回信给我。”

一个多月后，李家琪终于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李家宝”信件，激动得几乎心脏跳出胸膛，反复阅读十余遍。

喜悦过度，第二天骑马时不慎摔倒，腰腿严重受伤。即便卧床，他仍坚持与“李家宝”保持通信。

这些信件表面上多为家常问候，但根据情报机构的密码本，从中可提取关键字组成秘密指令。李家琪收到的任务是继续搜集新中国各种情报。

当时西宁地处偏远，适合执行特务任务的环境有限，李家琪遂萌生前往北京的念头。

1980年9月，伤势好转，他拄拐杖能活动，迫不及待地在广州安排与“妹妹”的会面。

在那里，他遇见一个瘦削的小特务，名叫李相材，年约25、26岁，显得紧张又新手模样。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任务都在信里，有事写信。”李相材颤抖着话语，丢下一只手提包后迅速离开。

李家琪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有两台收音机、几套新衣服，还有1000元人民币特务经费，金额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年多的收入。

回到西宁后，他以“腿伤要去北京治疗”为由请长假，入住五叔家，重启“特务生涯”。

但他的行动显然另有所图，五叔警觉，发现李家琪虽拄着拐杖却常常四处走动，不愿治疗，还每次收到“妹妹”信后都焚毁。

1981年春节刚过，李相材专程从香港来北京，在五叔家与李家琪会面。五叔感到困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位侄孙。

这次“李家宝”派遣李相材带来了照相机、时髦衣服、5000元特务经费、一封密信和微缩胶卷。深夜，李家琪用显影药水处理密信，露出几行字：

任命他为“华北特派员”，指示继续在北京搜集情报，后续任务通过收听台湾“自由之音”广播传达。

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极度渴望情报，视李家琪如宝，他也因得到官职和丰厚经费而受宠若惊。

此后，李家琪更加卖力探查各类信息以提升自身价值。

五叔对他的行为愈发怀疑，虽不知其特务背景，但了解其国民党身份，李家琪不久便被五叔“礼貌地”送出门。

无奈之下，李家琪搬至姑姑家，却决意在北京安家以便潜伏，向“妹妹”申请娶妻，获批准并得到1万元资金支持。

1980年代初，万元户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李家琪轻松达成。下一步，他计划迈向“小康”生活。

不久，他结识了一个勤劳的王寡妇，虽年长几岁，但性格老实，且女儿已出嫁。几次接触后，王寡妇满意李家琪，便介绍她在农行监察司工作，掌管机密文件的女儿仇云妹给他认识。

李家琪大喜，觉得是“买一送一”的好事，视王寡妇为“赠品”，女儿才是“宝贝”。

此后，他对王寡妇极尽宠爱，花钱如流水，赢得她真心。尽管仇云妹心存疑虑，但碍于母亲情感，最终接受了李家琪做后爹。

1981年6月，李家琪花2000多元购入宣武区两间平房，与王寡妇正式结婚，首步计划顺利完成。

为了掩人耳目，他购买一台彩色电视机，远比当时普通家庭黑白电视奢侈，常邀请邻居观看，还常分享美食，逐渐获得邻里好评。

这良好形象甚至传入仇云妹耳中，她开始动摇对李家琪的戒心。

李家琪对仇云妹关怀备至，尤其在她胃病发作时四处求医，常以丰盛美食招待她回娘家，送时髦衣服和昂贵电器，慢慢消融了她的防备。

仇云妹曾在单位见到一份战犯特赦政策文件，偷偷告诉李家琪。老特务的本能让他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临，便试探性地让她带回文件。

仇云妹虽犹豫，但在他的甜言蜜语和金钱诱惑下，逐渐协助他搜集机密文件，李家琪用微缩胶卷拍摄重要内容。

1981年底，李相材再次潜入北京与李家琪接头，带走情报，送来大笔现金和密信。国民党特务要求他调查中共“和谈阴谋”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多个秘密联络点。

但李相材临走前警觉异常，感觉被监视。李家琪也感受到“广播”有干扰，怀疑有人窃听。

然而，为升官发财，李家琪已顾不得这么多，决定继续深入特务活动。

1982年9月，仇云妹带回一本“中央绝密文件汇编”，李家琪视若珍宝，连夜拍照保存，却把原件藏匿。

他随后给“妹妹”写信，令仇云妹在领导追问时苦不堪言，甚至遭他责怪。

仇云妹万万没想到，这位表面慈祥的后爹已将她引入深渊。

数日后，李家琪将机密文件原件交给第四次来接头的李相材。李相材宣布：

“你表现出色，记大功一次，奖励5000元，经费从每月500涨到1000元。”

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让李家琪成为“超级大款”。

但李相材的直觉准确，这次交接后，他在出境前被公安逮捕。

李家琪等待良久，发现“妹妹”对文件无反应，猜测李相材出事，遂请求更换联络人。

1983年1月18日，一位名叫蔡苹的中年妇女送来9360港币经费和密信。

李家琪急忙显影，获得晋升，不仅是“华北地区特派员”，还成为“北平站站长”，编号“二五六零七”，手下行动小组已发展到三组。

正当李家琪准备大展拳脚时，1月22日蔡苹被捕，判3年并驱逐出境。2月1日，李家琪家中被捕，判无期徒刑。随后仇云妹也被判刑5年。

这一切，多亏李家琪警觉的五叔，在他搬走后及时向公安举报，公安严密监控，将这伙间谍一网打尽。

历史教训深刻，当前斗争形势依旧复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给敌对特务任何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