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陈济棠，曾是国民党中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他始终坚守蒋介石阵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陈树柏的身份无疑让这次访问变得尤为特殊。然而，邓小平却没有计较过去的恩怨，亲自接待了这位从美国回来的贵客。

为表达对陈树柏到访的重视，邓小平不仅亲自为他题词“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以此表示对陈树柏的接纳与友好。此情此景，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也让陈树柏深受感动。

然而，在会见邓小平时，陈树柏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建议：“我建议你们改变党的名字。”这一话语一出，现场气氛瞬间变得紧张，但邓小平并未显露出任何惊讶，而是平静地回应道：“那你觉得，改成什么名字更好呢？”

经过短暂思考，陈树柏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会更适合。”这一提议让邓小平的反应有些出乎意料，他掐灭手中的烟，随即大笑了两声，似乎对这个建议既不赞同也不反驳，态度显得尤为洒脱。

那么，陈树柏为何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邓小平为何会笑而不答呢？

陈树柏出生在1929年，那时正是国共两党激烈对立的年代。作为陈济棠的第十个儿子，他从小便背负着父亲的期望，在学业上非常刻苦。不到20岁，他便以优异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并被誉为“天才少年”。按理说，他应当像父亲一样，投身国民党，为蒋介石效力，成为共产党阵营的对立面。然而，一段海外求学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历史和世界的看法。

1951年，陈树柏从台北启程，赴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深造，经过四年的学习，他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与此同时，父亲陈济棠早在1954年因病去世，台湾对陈树柏来说已无任何牵挂。1957年，陈树柏获得硕士学位后，选择留校成为讲师，期间，他不仅教授学术，还不断自我进修，在五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晋升为圣克拉拉大学的副教授。他从军人转变为学者，这一身份的变化，也带来了他思想的转变。

在国民党任职时，陈树柏对共产党充满敌意，然而，在美国的多年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过去的偏见和局限。在美国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环境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理解愈发成熟。他意识到，站在第三方视角，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时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力量。这一转变让陈树柏感到欣慰，能够明白这一点，他对自己的认识清晰了许多。

1980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陈树柏毅然决定回国。他此时不仅携带着陈济棠的家族背景，还有着圣克拉拉大学副教授的头衔和一系列学术论文。身为一位海归学者，陈树柏获得了难得的机会，得以与邓小平亲自会面。邓小平，这位他早已仰慕已久的改革总设计师，成为他此行的核心目标。面对邓小平，陈树柏感慨万千，对邓小平的宽广胸怀和深邃智慧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而邓小平对陈树柏父亲陈济棠的评价，也让陈树柏深感意外和温暖。“你父亲在广东任职八年，确实有不少贡献，至今还有不少老一辈人怀念他。”虽然陈济棠曾是蒋介石阵营的重要人物，但邓小平对他的一些行为仍给予了公正评价，尤其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陈济棠所作的某些选择为历史进程带来了影响。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1933年，当时，蒋介石亲自调动大军，意图对中央苏区发起总攻。红军在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而广东，正是转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地点。陈济棠作为广东的实际掌控者，他如何选择，关系着红军的命运。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布置，他深知蒋的意图，但始终选择了“合作”而非直接对抗。

陈济棠通过精心策划，为红军提供了安全通道，帮助他们成功脱困。这一举动，不仅保住了红军的主力，也为长征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始终铭记陈济棠在那个关键时刻的“友好”举动，因而对陈树柏抱有充分的善意。邓小平的这一评价，深深触动了陈树柏的内心，他也对邓小平的包容和大度产生了极高的敬佩。

此时，陈树柏开始思考，自己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凭借在美国多年的经历，他对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认知有着深入了解。他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建议：“美国等国家对‘共产党’这一名称敏感，或许可以考虑更改名称，这有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阻力。”

邓小平听后，虽然没有立即答复，但却没有显现出过度反应。他微笑着问道：“你认为该改成什么名字呢？”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会更合适。”陈树柏建议道。

邓小平大笑了两声，随即掐灭了烟头，表示对此提议没有明确的答复。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改党名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不仅象征着革命的成功，还承载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尽管如此，邓小平对陈树柏的提议并未反驳，而是耐心地解释了这一名称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对于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陈树柏在听完邓小平的解释后，才真正明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独特含义。

这次谈话后，陈树柏对邓小平的政治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坚定了要为祖国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他回到美国后，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祖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在广东创办科技大学的构想。

他曾坚定地说：“我是一名中国人，名利富贵并非我的追求，我只愿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美国四处筹集资金，最终获得了各界的支持。通过多年的努力，他成功在硅谷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并且每年只领取象征性的1元薪水，将所有资金用于教育事业。

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国际科技大学逐渐发展壮大，每年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生。陈树柏将父亲陈济棠的灵位迁回故乡，完成了父亲落叶归根的遗愿，这一举动也体现了他深厚的家国情怀。

如今，已年逾九十的陈树柏，依然坚守在教育事业的前线，继续为祖国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始终铭记邓小平亲手送给他的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