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揭示了古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二王三恪。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新朝建立，继承者通常会为前朝的皇族后裔封爵赐地，进行祭祀。这种做法有两层深意：一方面，它彰显了新政权的正统性，表明自己的统治是历史的延续；另一方面，它则展现了帝王的宽宏大度，显现出仁爱的气度。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为未来的王朝建立了某种安全保障，毕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建立的王朝永远不灭，谁也无法预见自己政权的命运。通过赐予前朝后裔一定的荣誉和地位，新统治者为自己的后代保留了一条后路。 在五代之前，这一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朝代对这一制度开始漠视，甚至采取极端措施，剿除前朝遗族，直至将其杀绝。

若仅为前两代的皇朝后裔授予爵位，那么这种做法便被称为二王或二王后；若是将前三代的皇族后裔加以封赐，则称为三恪。这种政治安排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期。那时，虞舜将尧的儿子丹朱封为宾客，而非臣子。丹朱被视为尊贵的宾客，而非臣下，这种尊重足见古代王朝对前朝遗族的态度。夏禹同样如此，他将丹朱封于唐，而尧的后裔商均则被封于虞国。这一行为与臣子礼制不同，强调的是宾客之礼，显示出一种更加尊崇的态度。 西周建立后，武王深知先王的重要，因此他特别重视祭祀与封赐。武王追思先圣，封神农的后代于焦，封黄帝的后代于祝，封尧的后代于蓟，封舜的后代于陈，封大禹的后代于杞。这样的做法不仅是为了传承先王的德业，也为新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西周时期，武王对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进行了封赐，让他管理商朝的故都殷，以此来平息商民的心绪。此举极大地赢得了民心。然而，为了防止武庚造反，武王设立了三监，分别是管国、蔡国、霍国，这三个国家负责监督武庚的行动。可惜，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管叔鲜、蔡叔处和霍叔度等人心生疑虑，怀疑周公篡权，于是联合武庚等东方诸侯发动了三监之乱。虽然最终周公平定了叛乱，但武庚最终被杀，商朝的残余势力也随之消散。 然而，周公并没有结束对商朝遗族的封赐，他将纣王的庶兄微子开封为宋国君主，以继续祭祀商朝的先祖。通过这一安排，周朝在政治上继续延续了商朝的血脉，也让商朝的后裔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所以，在周朝时期，虞舜的后裔封于陈国，夏朝的后裔封于杞国，而商朝的后裔则封于宋国，这三个封国便是所谓的三恪。 至西汉时期，继承这一制度的还有汉朝。汉高祖刘邦也对先前的王朝后裔进行封赐。他不仅封了周朝的后裔，还封了孔子的后裔（孔子为宋国的后裔），封他们为周成休侯和殷绍嘉侯，可以看做是二王后封赐的典型。 此后，历代王朝在继承这一制度时，虽然对亡国之君的封赐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延续了这一传统。比如，曹丕曾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司马炎则将曹奂封为陈留王，这些都属于对前朝皇族的延续性封赐。不过，封赐的具体人数并非固定，有时只会封一朝的后裔，有时则不予封赐。

这一传统最终在清朝结束时彻底终结。在雍正时期，最后一位获得封赐的是朱之琏，他被封为延恩侯。这一封赐意味着，历代的二王三恪制度正式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