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至今意难平的一个历史节点，那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把北京的城墙和城楼给拆的拆，扒的扒，让老北京城的风貌不复存在。

雄伟的北京城墙及高大的城楼

在1995年第9期《读书》杂志上，刊登了清华大学曾昭奋教授所写的一篇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第十二座雕像》。

因为那一年（1995年）的4月30日，是清华大学八十四周年的校庆。校方在刚落成的建筑馆中举行了已故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铜像的揭幕仪式。梁先生的这座雕像，算起来要算是清华大学校园各室内外公共场所中的第十二座雕像。

曾昭奋教授回忆，1959年的冬天，梁思成先生从北京来到故乡广东。他所在的华南工学院学生会请梁先生到校演讲。

梁先生谈及多年来当对他的思想、学术和病弱的身体的无微不至的医治和关心。接着，又讲到建国十年伟大建设成就，讲到首都十大建筑的成功创作。

梁思成先生

不过，当梁思成先生谈到北京的城墙和城楼时，梁先生非常激动，他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曾昭奋写到他们这些经过“反右”运动的大学生，听到梁先生的这个话，感觉简直比“右派”言论还要右。后来他到了清华，才知道梁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这相同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之初，梁先生偕同另一著名建筑学家陈占祥先生，提出了保护北京旧城，在西郊逐步建设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和规划设计方案。

可惜那时候，进行大规模新区建设一时确非国力所允许，然而，保护旧城的愿望也没有得到领导人应有的重视。

旧城保护不成，梁先生便只得退而求其次，争取保留旧城的城墙和城楼。1950年5月他写下了一篇《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的文章，留下了非常抒情，甚至是动情的文字：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 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内本来很缺乏公园空地，解放后皇宫禁地都是人民大众工作与休息的地方；清明前后几个周末，郊外颐和园一天的门票曾达到八、九万张的纪录，正表示北京的市民如何迫切的需要假日休息的公园。 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1951年，梁先生还在另一篇有关北京城墙的文章中，附上了一张他亲自手绘的“效果图”。

改造后的北京城墙的效果图

可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用唯物主义的说法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北京的城墙还是要被拆掉。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教员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教员又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教员再一次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现在，也许已经无从查证，北京城墙的第一块城砖是什么时候拆下来的。我们知道的是，北京的外城城墙是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被拆光。

伴随着城墙的拆除，城楼的拆除也就如箭在弦上。1956年10月，朝阳门楼拆除完毕……。现在，侥幸保存下来的城楼只有正阳门、前门箭楼和德胜门。

行文至此，不禁让笔者想起了老舍先生《骆驼祥子》中的一个细节，祥子从兵营里好不容易逃出来，把顺手牵羊拐带出来的三匹骆驼卖掉了，就准备进城，他直奔西直门而来。

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像一架放大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像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

而现在，西直门只是单纯的一个地名而已，古老的、巍峨雄伟的的西直门早已荡然无存了。

未拆除前的西直门

正准备拆除的西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