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日本近期陷入“米荒危机”，米价居高不下让民众对日本政府愈发不满。“民以食为天”，作为重要主食，大米的安全关乎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历史上，日本就曾因为大米价格疯狂上涨发生社会动乱——1918年，“米骚动”风暴席卷全国。那年夏天，日本大米的价格如同脱缰的野马，人们攥着空米袋围堵粮店，码头女工用身体阻挡运米船出港，民众的愤怒在多个大城市蔓延，最后“扳倒”了日本首相，直接让内阁倒台。

养家糊口变得异常艰难

作为日本江户时代建立的重要大米交易中心，大阪堂岛米市留下的关于1918年米价的记录令人触目惊心：1月，每石（100升、约合150公斤）米约15日元；8月，每石就升至约50日元。而当时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做买卖的小业主等，辛苦一个月也不过挣18到25日元，这意味着买一升米就要花掉近半天的收入，养家糊口变得异常艰难。

米价飞涨的背后，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大力发展工业，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当工人，农村劳动力开始短缺，稻田开始减少，日本粮食自给率迅速下降。1917年日本找借口出兵西伯利亚，更是刺激投机商囤积居奇，让米价疯狂上涨。

面对如此情况，时任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日本政府最初放任米价疯涨毫无作为，虽然寺内本人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忧心忡忡，但内阁颁布的相关“大米控制令”形同虚设，政府的全年救济预算也仅有3.5万日元，相较于民生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

米店门口牌子上的米价不断跳涨，主妇们手里的积蓄越来越少，百姓家里的米缸逐渐见底，对饥饿的恐惧和对现实的不满持续堆积后最终爆发。

千余人组成人墙拦截运米船

抗议行动最先出现在日本海沿岸的大米产区之一富山县。1918年7月，在当时的富山县东水桥町，一群搬运米袋的码头女工围堵了米商向外地运送大米的仓库，她们高呼“停止运米！我们要活命！”8月，富山县西水桥町近200名居民围堵米店，而后富山县东水桥町与富山县滑川町千余人组成人墙拦截运米船，并成功迫使米商将米价从每升50钱（100钱合1日元）压低到35钱。这些人的抗争行动鼓舞了其他城市的人，抗争行动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

8月，京都市柳原町的贫民砸开米店大门，强迫米商以30钱一升售米。同时，名古屋市约2万民众涌入市中心的鹤舞公园，高呼“反米价暴涨”的抗议口号。同月，《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一篇煽动性报道，称大阪铃木商店“囤积大米牟暴利”（后该报道被证实为捏造），愤怒的大阪民众将这家商社的总部围堵，当日参加围堵的人数超过23万，大阪全城几近瘫痪。

政治中心东京也发生了抗议活动，8月，市中心日比谷公园聚集了2000余民众参加抗议集会，警察赶来制止。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局势升级，参与集会的民众愤怒打砸警察局、烧毁车辆，直到两天后，这场混乱才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逐步平息。

在各地“米骚动”抗议的影响下，饱受米价上涨之苦的煤矿工人也开始通过罢工示威的方式寻求提高工资，却遭到资方和政府的打压。8月中旬，在山口县宇部村，3000余名矿工罢工抗议未果，愤怒地打砸矿主宅邸与商店，遭到血腥镇压，多人身亡。在福冈县添田町峰地煤矿，众多工人集会抗议，被当地军警驱散并殴打。

砸米店、抢粮仓、组织集会活动，日本各地接连爆发抗议和骚乱，至9月初已涉及数百万人。

应对此起彼伏的骚乱，日本内阁推出的各种措施也堪称“灾难”：民众抗议后虽然仓促颁布“谷物征收令”，却并未真正执行。8月宣布投入1000万日元以平抑米价，两周后却又突然撤回资金，导致米价再涨、骚乱升级。

“平民首相”诞生

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性“米骚动”彻底动摇寺内正毅内阁的执政基础，在举国声讨中，藩阀勋贵出身的寺内正毅1918年9月以身体不适为由辞职。

9月底，在众议院占据相对多数席位的政党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就任首相，平民出身的原敬作为第一位无爵位首相，其上台和组阁意味着日本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被藩阀勋贵垄断最高权力的时代宣告终结，政党政治与民意诉求站在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

与此同时，民众充满愤怒的抗争最终换来了回报。在抗争活动激烈的富山、京都、名古屋等地，米商迫于压力开始售卖低于市价的大米，富山等大米产区的米商也不再肆无忌惮地向外运米。

1918年的这场“米骚动”，造就了该国首位“平民首相”，也让后人深刻认识到民生问题对国家稳定的影响。（作者是山东大学副研究员 刘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