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以“三教九流”而闻名于世。这一复杂的社会结构不仅仅代表了宗教、文化、职业的多样性，更在革命战争的年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队伍在艰难的环境中迅速壮大，在此过程中，除了明确奋斗目标、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团队协作，还需要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包括敌军、友军及社会各界的关系。能够善于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人，往往是社会中的“老江湖”和“绿林好汉”。

在这些开国将帅中，有几位特别擅长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刘伯承元帅曾在《陈赓传》中提到，我军内部最能处理这些错综复杂关系的人，其中第一位便是有着“绿林”背景的贺老总，其次便是自13岁加入湘军、在上海滩多年摸爬滚打的陈赓。

贺老总在江湖上横行多年，熟悉川湘鄂等地的绿林规则；而陈赓则在上海打拼，与各种社会势力和帮派打交道，游刃有余。其实，刘伯承能够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因为他自己也有过与“绿林”有过直接接触的经验，年轻时与四川的“袍哥”有过深入交往。

我军的将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才都能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能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高手也不在少数。比如陈毅元帅，青年时期曾留学欧洲，回国后参与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又坚守华中，与日军、伪军、顽军、地方势力周旋，展现了极强的协调与交际能力。没有这些能力，他不可能成功立足并带领新四军坚持三年游击战。

建国后，陈毅担任外交部长，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频繁接触，依然能保持得心应手的交流与沟通能力。除了贺老总、陈赓、刘帅、陈帅，我军中还有一位不显山不露水，却极擅长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开国元帅——叶剑英。

陈赓为何对中国社会的“三教九流”如此熟悉？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那些“绿林好汉”所具备的典型特征。首先，陈赓出身于有着深厚背景的家庭，他的祖父曾是湘军的副将；其次，陈赓性格开朗活泼，擅长与人交往，甚至在延安开会时敢于拿起主席的杯子喝水；再次，陈赓的成长环境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护法运动、同盟会、黄埔军校等历史背景；最后，他本身悟性极高，能够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陈赓才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包括宋庆龄、蒋中正、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甚至连一向严肃的彭总也常常被陈赓的鬼点子所折服，彭总和浦安修的媒人便是陈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赓不仅交游广泛，他还是开国将帅中唯一与鲁迅先生有过接触的人。

贺老总的成长历程也让他在“三教九流”的交往中无所畏惧。贺老总年轻时，出身虽然没有陈赓那样显赫，但也并非普通人家。贺老总的祖父贺良仕曾是武举人，且为人正直、仗义，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这为贺老总积累了不少人脉。贺老总的家乡湖南，素来以热情奔放、敢作敢为著称，尤其在国家危难之际更是活跃。贺老总14岁就随大姐贺英、大姐夫谷绩廷开始跑马帮，往返湘、鄂、川、黔等地，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也掌握了辨识人心、与各色人打交道的本领。17岁时，他加入了“哥老会”，20岁便开始参与革命斗争，成为远近闻名的“绿林好汉”。

通过在马帮和“绿林”的经历，贺老总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和交际技巧，到了29岁时便担任了师长，31岁时便晋升为军长，这些都与他过往的经历和“江湖”阅历息息相关。

至于刘伯承，他的成长经历则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青年时期的刘伯承，因家庭的变故，早早就离开了学堂，加入了军队，后在四川地区从事了大量的军事活动。刘帅早年间与四川的“袍哥”有过接触，这也让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经过多年的征战，刘伯承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打交道时游刃有余，充分发挥了他与“三教九流”交往的能力。尤其是在长征途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他依靠与当地老部下和社会人士的关系，成功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

而叶剑英元帅的故事则更加传奇。出身于广东一个小商人家庭的叶帅，凭借家庭的艰苦环境与自身的聪明才智，成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军旅生涯。他在北伐时期迅速崭露头角，亲历了国共合作的高层会议，并有机会与当时的伟人们共同工作。叶帅的客家人背景为他带来了天生的江湖气息，使得他在社会交往中总能处理得游刃有余。即便是主席，也曾称赞叶帅：“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份沉稳和人际交往的能力，为他后来的外交和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些开国元帅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同样展现了过人的智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