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逐渐清晰。然而，黄河上游的早期文明化进程仍有许多未知之处，诸多文明细节隐匿在黄土深处。

如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解谜”提供了新的线索。新出土的彩陶器物、建筑遗迹和手工业遗存，勾勒出一幅更完整的马家窑文化聚落图景，揭示了先民的生活方式，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

聚落初现

“寺洼遗址的发现远超想象，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马家窑文化尘封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说。

马家窑文化因1924年被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而得名。“百年来的考古工作，主要勾勒出马家窑文化大致的时空框架，我们对其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等认识仍模糊不清。”郭志委说。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

为了进一步破密马家窑文化，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投向马家窑遗址向南约10公里、同在1924年被安特生发现的寺洼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2018至2024年间对该遗址开展了7次发掘，目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考古工作者在寺洼遗址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聚落总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在规模和内涵丰富度上目前无出其右者。

半月谈记者在现场看到，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以三重近方形“围壕”为界分为内外两大部分。“围壕”内侧，发现呈“围沟”状和片状分布的多处生产生活区，已显露出大量房址、灰坑窖穴、陶窑和数座墓葬。在“围壕”外侧的西、南方向，考古工作者发现疑似“道路”、似有夯打痕迹的大面积“人工堆土”和其他丰富遗存。

其中，呈现“直角”拐弯的“围壕”尤为特殊。“以往发现的‘围壕’多呈圆形或不规则形，这是史前时期首次发现近方形‘围壕’，与后来的城墙‘拐角’结构相似，也许与马家窑人审美的变化有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毛瑞林说。

郭志委介绍，三条“围壕”均宽9至11米，中、外圈深约3至4米，内圈深约1.3至2.5米，相互间距约8至9米，推测是经过精心计算规划的工程。修建如此大型的防御工程，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这表明马家窑文化已具备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

彩陶新篇

与中原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以纹饰繁复多变、器型多样著称。马家窑先民将精湛的技艺和对自然生命的想象凝聚在陶土之上，让陶器超越实用，成为沟通自然、承载智慧的艺术珍品。

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马家窑人，为何专注于大量制作和使用彩陶？这对考古学家来说还是个谜。寺洼遗址考古新发现有助于拨开历史的迷雾。

最新考古工作证实，在寺洼遗址内，首次发现多处布局新颖的马家窑文化制陶区。考古工作者在其中发掘出大量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使用时间长达数百年。同时，在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也发现一些前所未见的造型，如形同“猪鼻”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等。

洮河、寺洼遗址（中部山前缓坡）及背后“C”型山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周静认为，从生产环节来看，马家窑先民已掌握成熟的彩陶制作工艺，并可能已形成专业化的陶工群体，而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可能性。”郭志委说。

此外，结合马家窑文化聚落“围壕”内侧发现的同时期石器加工场所，以及出土的成套石钻、石环半成品和废料，受访考古专家分析认为，以彩陶制作为代表，手工业可能已成为生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在马家窑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

郭志委介绍，马家窑人属农业人群，相较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的地方，马家窑文化可能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了手工业生产，并逐渐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文明新证

考古专家认为，寺洼遗址的发现，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以其“西北特色”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郭志委表示，相较于一些农业资源丰富、社会分化明显、宗教色彩浓厚的东部考古学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处在早期东西方交流的前沿。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以农业为基础，同时重视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社会分化不甚明显，宗教色彩相对较淡，但文明化程度同样不低。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看来，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马家窑文化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不仅揭示了马家窑文化的社会状况，还为解释其向外拓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发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大范围拓展影响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