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逼迫下，被摄政王载沣于1908年底罢免的袁世凯再次被朝廷召回，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这个“东山再起”的决定，意味着袁世凯得到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紧接着，在同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建了“自己的”内阁，牢牢把控了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清朝政，全面接管了国家的政治大权。

在重掌大权后，袁世凯开始依靠列强的支持，尤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巧妙地采取“两面派”策略，左右逢源，一方面，他仍以清政府的旗帜示人，企图与南方的革命党进行周旋，谋求自己的后路；另一方面，他又在南方革命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不动声色地利用革命力量的推进，借此威胁大清朝廷，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1911年12月初，英帝国驻湖北武汉的总领事介入了局势，促使新成立不久的湖北革命军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暂停与清廷的敌对行动，力求通过谈判来实现革命的目标。于是，南方的革命力量在12月18日派遣代表伍廷芳与北方袁世凯派出的唐绍仪，在上海正式启动了南北和谈的进程。这一谈判标志着一场历史性的对话的开始，预示着冲突的可能缓和。

与此同时，12月29日，南方17个独立省的代表聚集在即将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举行选举，选举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经过投票，孙中山凭借十六票的绝对优势，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安——如果革命势力继续壮大，他的计划将无法实现，他的权力将面临极大威胁。

于是，袁世凯开始采取激烈手段，联合帝国主义列强，借口革命党“行动不当”，公开宣布大清政府将终止南北和谈，并准备调集军队，全力以赴镇压南方的革命力量。同时，袁世凯指使北洋军阀的冯国璋、段祺瑞等几十位将领联合通电，强烈反对“共和”，以此来打压南京临时政府的影响力。

段祺瑞（图像）

与此同时，支持袁世凯的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为袁世凯提供了政治支持，还威胁如果需要，愿意采取军事行动来帮助袁世凯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临时政府内部以及各省政府中的立宪派和一些旧有封建官僚，为了自身利益，频繁地施压孙中山，要求他对袁世凯作出更多的妥协。

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公开与袁世凯暗中勾结；立宪派的张謇也积极向袁世凯示好，提出建议；而被袁世凯“糖衣炮弹”所打动的汪精卫，则责怪孙中山过于顾虑自己的大总统位置，不愿放手权力。面对这些压力，孙中山及临时政府陷入了困境，革命阵营内部分裂，袁世凯的支持者逐渐占据上风。

最终，在面对革命阵营内部动摇以及外部压力，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了让步，公开表示，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并宣布共和，临时政府必定履行承诺，宣布解职，并且优先推荐袁世凯作为首任大总统。这一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削除了袁世凯的后顾之忧，为他进一步施压清廷创造了条件。

随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的转变。他以南方革命的力量为借口，向清朝的隆裕太后上奏，要求她尽快决定“帝位去留”问题，以免大清皇室陷入更大危机。在此背景下，袁世凯再次指令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发起通电，这次通电内容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不再反对共和，而是号召宣统帝退位，称这有助于建立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否则，北洋军将亲自进京劝谏。

隆裕太后（图像）

面临袁世凯的压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逼迫，大清皇室最终无奈在1912年2月12日宣布了退位。次日，袁世凯立即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出电报，宣称清帝已退位，并强调“共和为最良国体”，并坚决表示将“永不再行君主政体”。

孙中山（图像）

接着，孙中山履行了承诺，于1912年2月14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几天后，袁世凯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参议院选举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但他却未曾预料到，孙中山在辞职时已针对新政府提出了三个重要条件：首先，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其次，新总统必须亲自到南京就职；最后，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

面对这些条件，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他指使亲信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煽动暴乱，同时暗中通知列强准备调兵进京，制造出一种他无法南下就职的假象。结果，部分立宪派分子和摇摆不定的革命党人被这一局势所迷惑，主张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在这些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外部压力下，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让步，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至此，经过无数仁人志士为革命付出的鲜血与牺牲，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悄然吞噬。

主要参考文献：《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