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初（公元628年），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皇后出于对家族安全的深切担忧，亲自出面劝说唐太宗不要让她的哥哥长孙无忌继续担任宰相。她害怕外戚过度干预朝政，最终会使长孙家族陷入灭顶之灾，因此态度极为坚决地反对长孙无忌执掌重权。

长孙无忌，作为玄武门之变的首席功臣，深谙“欲速则不达”的为政之道。为了保持未来政治发展的良好局面，也为了不让长孙皇后为难，他主动辞去了宰相的职位。这个决定既显得谦逊，又体现了他对大局的把控与成熟。

尽管辞职，长孙无忌的这一举动反而使唐太宗对他更加器重。随着时间推移，长孙无忌逐渐成为唐朝政坛上不可替代的支柱。唐太宗曾高度评价他：“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故人不过。”这充分体现了长孙无忌在治国理政上的卓越能力和慎重态度。

长孙无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总结隋朝法律的基础上，主持编纂了更适合唐朝国情的《贞观律》。后来，唐高宗在位时，他又参与修订了《唐律疏议》，这些法律文献对后世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自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开始，长孙无忌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渐渐沉迷于手中的权力。这一点从同年发生的“太子李承乾被废”事件可见一斑。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共有三位嫡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和三子李治，三人皆为长孙无忌的外甥。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理应由长子李承乾继承太子之位。

可惜的是，李承乾长大后性情日渐颓废，沉溺于奢华生活，甚至放言将来要“做一个突厥人”，表现极为荒唐。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及陈国公侯君集发动叛乱，图谋夺位。叛乱失败后，唐太宗废除其太子身份，贬为庶人，流放至黔州（今重庆彭水）。

按理继位顺序，最有资格接任太子的是魏王李泰，他不仅具备胆识与才华，还几乎继承了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所有的优点，但他却因争夺太子位而与兄弟明争暗斗，甚至威胁晋王李治不许插手。

为了避免朝廷动荡，唐太宗最终放弃了立李泰为太子的想法。在未确定李治之前，他更倾向于吴王李恪作为理想太子。

相比于李承乾、李泰、李治，李恪的身份并不占优势。他的母亲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杨妃，因而身为庶子且非嫡长子，依制度本无太子资格，而晋王李治又先于他。

尽管如此，唐太宗认为李恪才智过人，志向远大，是极佳的继承人选。

然而，立谁为太子关系重大，朝廷大臣们自然各有主张。由于李恪身份特殊，众臣普遍反对其继承皇位，反对声中，长孙无忌的态度最为坚决，他坚决支持嫡子李治继位。

长孙无忌支持李治的理由主要有三点，显而易见的是，他已将国家大局和忠孝仁义抛诸脑后，心中只剩“私利”二字。

当时唐太宗身体逐渐衰弱，长孙无忌看准机会，极力推动李治继位，力图通过控制柔弱的皇帝，实现自己对朝政的全面掌控。

长孙无忌从谦逊谨慎逐渐转变为权欲熏心的权臣，这一心态变化影响了大唐政治的走向。

为了掩饰内心动机，长孙无忌对外以“礼法制度”为由，强调“立嫡为储”的重要性，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

即便唐太宗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立李治为太子，却仍忧虑李治性格柔弱，可能无法胜任重任。于是他一度萌生“改立李恪为太子”的念头，并曾向长孙无忌询问意见。

据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长孙无忌对此坚决反对，言辞坚定，表现出为达到目的不惜忽视皇帝感受的态度。

面对唐太宗质疑他反对李恪是否因其非亲外甥，长孙无忌巧妙回答，称李治仁厚，是明主贤君，应稳坐太子之位。二人君臣间的言辞交锋，尽显口才与智慧。

最终唐太宗被说服，放弃改立李恪的念头。

李恪虽才华出众，深得唐太宗赏识，但缺乏朝中大臣支持，除了中书侍郎岑文本少数声援，其他大臣多反对其继位。唐太宗也不敢轻举妄动，以免造成朝政不稳。

因此，在众皇子中，唐太宗只能选择晋王李治。尽管李治性格柔弱，唐太宗并不满意，但鉴于李承乾谋反、李泰阴险狡诈、李恪无足够支持，无奈之下才立李治为太子。

李治得以成为太子，长孙无忌在其中功不可没。

为了锻炼李治，唐太宗决定给他上一堂政治“硬课”，效果显著，同时也巩固了长孙无忌作为朝廷首席重臣的地位。

《资治通鉴·贞观十七年四月》记载了这段经历：唐太宗与李治在两仪殿，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人，感叹三个儿子与一弟的表现令其心灰意冷，自己倒卧床上，长孙无忌等人急忙上前扶持。

随后唐太宗突然掏出佩刀欲自尽，褚遂良迅速夺下刀，交给李治，众人劝阻皇帝吐露心声。唐太宗则表示：“我想立李治为太子！”

长孙无忌回应：“既如此，陛下便照办，若有反对者，愿陛下严惩不贷。”

唐太宗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允你继位，应当拜谢。”

长孙无忌又对其他大臣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陛下可召见百官，有异议者，臣等愿负万死。”

唐太宗召集六品以上官员，最终无人反对，李治顺利成为太子。

回想两仪殿内情景，不难看出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政治“戏码”，既是为李治授课，也是表明长孙无忌不可撼动的权力地位。

唐太宗历经无数风雨，怎会因“立谁为太子”而拔刀自尽？他的举动更多是出于锻炼李治的考量。

两仪殿内，李世民与几位老臣对阵唯一年轻的李治，通过对话与异动引出立储话题，政治戏剧意味浓厚。

长孙无忌在这场戏中担任“最佳配角”，继玄武门之变后，再次成为唐太宗得力助手，并取得巨大成功。

对长孙无忌而言，这场表演不仅针对李治，更是确立他朝廷首席重臣身份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让李治拜谢舅舅，既是肯定长孙无忌的功劳，也暗示他将是未来皇帝的左右手，这无形中在李治心中种下了“舅父至上”的权力阴影。

正是这份权力上的尊重，滋生了长孙无忌日后在朝中傲慢自大的根源，尽管史料未详载。

虽然李治并非唐太宗心目中最佳太子，唐太宗还是作出让步，任命长孙无忌等人为托孤大臣。

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不仅因其嫡子身份，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着眼于大唐未来政局稳定。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玄武门之变重演的风险，避免了皇子相残的局面。

而将李治托孤给长孙无忌，则是唐太宗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正如唐太宗在立储诏书中所言：“若立李泰为太子，李承乾、李恪与李治皆难保全，唯立李治，三兄弟方能安然无恙。”

唐太宗虽为至尊皇帝，却无权任性选择心仪的接班人李恪，反而让外戚长孙无忌坐稳了朝堂权力中心。

这一举措，也注定了李恪悲惨的结局。

作为李治最大对手，李恪虽有能力且受宠，但狡诈的长孙无忌绝不会容忍对手存在，他必定会尽全力巩固外甥皇帝的地位，排除异己。

毛泽东曾评价唐太宗：“李恪有才，李治庸碌，知子莫若父，然终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事实证明，唐太宗采纳长孙无忌意见，立李治为太子，不仅令最受宠的李恪丧命，还为后来的武则天篡位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