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有两部专门记载“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史书。这两部史书分别是：一部由五代至北宋初的史学家薛居正监修的《梁唐晋汉周书》，即《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另一部则是北宋政治家与文学家欧阳修个人编纂的《五代史记》，后世称为《新五代史》，简称“欧史”。

《新五代史》是在欧阳修奉北宋仁宗之命主持编纂《新唐书》的过程中，搜集五代时期的历史资料，并借鉴《春秋》中的褒贬议论，参考《史记》的编纂方法，彻底重构了《旧五代史》，将其内容拆解后重新编纂而成。

尽管这两部《五代史》都出自北宋一朝（前后相差接近百年），它们在后世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欧史”逐渐被推崇，而“薛史”则相对失宠。

欧史初期在北宋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许多当时的学者对其存在质疑。刘敞就曾讽刺道：“好个欧九不读书”；刘攽也认为，欧史不过是“第二等文字”。吴缜在撰写《五代史纂误》时，指出欧史存在的史料错误。而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大量引用了《旧五代史》中的资料，进一步显示出欧史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如薛史。

然而，进入南宋及后来的时代，薛史逐渐被冷落，欧史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统治阶层中更是青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高度评价欧史，认为它“文字好，议论好”。而清朝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则表示：“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十分青睐欧史。金朝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朝朝廷就下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只用欧阳修所撰。”

相反，薛史在明朝时几乎销声匿迹。现存的《旧五代史》是清朝在修《四库全书》时，基于明代《永乐大典》及其他文献资料拼凑而成的。

欧史为何能够如此长盛不衰？其中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欧史的主题突出“尊王思想”。五代时期并非统一的时代，欧史对五代的十三位君主，除后唐的明宗与后周的世宗外，其他统治者都未受到褒扬。例如，在《家人传·论》中，欧阳修严词批评后梁时提到：“梁之恶极矣！自其起盗贼至于亡唐，其遗毒流于天下，天下豪杰，四面并起，孰不欲戡刃于其胸。”在《杜重威传·论》中，他又严厉批评了后晋：“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

尽管如此，欧阳修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制度，还是将这些君主视为“正统”，并且在史书中“迫使”读者去认可他们。若将五代的乱局视为不属于“帝王统系”，则可能影响到宋朝“正统”地位的确立。因此，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不得不强忍心中的不满，公开宣扬五代的皇帝，力图加强对封建帝王制度的支持。

其次，欧史主张恢复封建社会的秩序，尤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礼法。在五代时期，社会秩序破坏严重，欧阳修在《晋家人传》中提到，“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并在《一行传·序》中写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为了纠正这种混乱，欧阳修强烈主张恢复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强调即便是乱世，也不能乱了君臣与父子之关系。在理学盛行的南宋，理学家们尤其欣赏欧阳修通过《新五代史》传递的封建礼教思想。

最后，欧史的“攘夷”态度也使其获得了少数民族政权的青睐。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与辽朝对立之际，当时宋朝对于“夷夏”之辨并不严苛。欧史对出仕于契丹政权的汉人，并未给予过多贬低。对于契丹的侵扰，欧阳修在《四夷附录第二》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弱。”

这种温和的“攘夷”态度，使得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如金朝的皇帝，对欧阳修的史书感到舒适，并乐于接受。

综上所述，欧史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得到了封建统治者及少数民族政权的青睐，正是因为其符合了封建社会的需求，不仅维护了帝王的“正统”地位，还为封建秩序的恢复提供了历史依据，也适应了当时政治上的特殊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新五代史》、《后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