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他的统治时期创造了两个极为显著的纪录：一是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二是在位期间有三十四年不上朝。

从万历皇帝的执政历程来看，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在位期间，国家的运行几乎停滞不前。由于他的懒政怠政和荒废朝政，导致党争不断，朝廷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明朝在他的掌控下走向衰败。另一方面，尽管他大多时间深居宫闱，但凭借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万历皇帝果断派兵镇压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的叛乱，八年内先后平息了蒙古、苗疆的叛乱，同时挫败了日本的入侵，有效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

因此，评价万历不能简单地用“昏君”或“明君”来定性。他的个性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格格不入，造就了一个扭曲复杂的历史形象。

朱翊钧于1563年出生在北京裕王府，是裕王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而朱载垕则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子。根据传统封建礼法，嫡长子继承制占主导，朱翊钧按理来说只是个闲散的王爷，命运却出人意料。

1549年，嘉靖帝立下的太子朱载垡早逝，剩下的皇子只有三子朱载垕和四子景王朱载圳。朝廷内部形成了以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和以徐阶为首的拥裕派，党争激烈。嘉靖皇帝迷信“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对朱载垕十分冷淡，而宠爱朱载圳，使得朱载垕在朝中如履薄冰。

然而，1565年初，景王朱载圳也去世，嘉靖帝别无选择，只得立朱载垕为储君。1566年，朱载垕继承皇位，史称隆庆帝。

朱载垕有四个儿子，长子朱翊釴和次子朱翊钤早年夭折，朱翊钧遂成为实际上的长子。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式成为东宫太子。

朱载垕对未来皇帝的教育非常重视，任命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臣子担任教官，辅导朱翊钧读书，张居正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帝师之一。

朱翊钧刻苦用功，他的母亲李氏对他管教严厉，一旦他稍有懈怠，李太后便会召他面前长跪。早朝时，李太后五更时分便来到他的寝宫，将他叫醒。

在帝师和李太后的严格教导下，朱翊钧的学业进步神速，他也常自豪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他从小便掌握了历代帝王治国的经验与驾驭臣民的技巧。

1572年，隆庆帝临终前，任命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十岁的朱翊钧。隆庆帝去世后，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

朱翊钧即位后，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政治斗争立即展开。高拱身为地位最高的顾命大臣，盛气凌人，经常贬低太监冯宝，且言语间流露对万历的不敬，引发李太后的猜忌。

张居正借助高拱与太后、冯宝之间的矛盾，联合后两者打击高拱，最终顺利接任内阁首辅。

从此，万历思想和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实施“万历新政”，改革从1573年持续到1582年张居正逝世。

改革的前五年，重点推行政治改革，实施考成法，严厉打击政府的官僚主义和空转，提升行政效率。

后五年则侧重经济改革，丈量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打击大地主隐匿土地，增加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十年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扭转了前两朝积重难返的颓势。

不过，张居正作为帝师，严厉管束万历，甚至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随着万历逐渐长大，他开始叛逆，认为张居正僭越皇权，自己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

万历对张居正的不满与日俱增，张居正死后，他以其擅权为由，抄家削爵。

通过打倒张居正，万历巩固了皇权，但很快发现事情远比预想复杂，这就是史称的“国本之争”。

1586年，万历最宠爱的郑氏诞下一子朱常洵，万历欲立其为太子，但朝臣一致反对，坚持立长子朱常洛。

根本原因在于万历对皇权的自由解读与叛逆个性，和士大夫坚持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

万历偏爱朱常洵，主要因郑妃性格天真烂漫，无所顾忌，敢于挑逗、讽刺皇帝，同时又能倾听万历的心声，缓解他的烦闷。她不拘礼节，公然抱皇帝、摸头，虽为当时“大不敬”，却深合叛逆的万历胃口。

而万历长子朱常洛，是他与宫女王氏偶然所生，万历对母子二人并不亲近，朱常洛一生被冷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万历对朱常洵的宠爱激起朝臣强烈反对。郑妃行为在士大夫眼中极为不敬，立幼子废长子的行为更是不可容忍。首辅申时行举明英宗和明孝宗幼龄立储为例，坚决建议册封朱常洛。

万历不愿将不喜欢的女人所生儿子立为继承人，但政治阻力巨大，只能以皇长子年幼为由拖延，计划两三年后再行立储。

朝臣并未停止斗争，从1586年起不断上奏，指责后宫干政，矛头直指郑贵妃。

万历恼羞成怒，频繁训斥、罢免或杖责大臣，却激起更多文官加入论战。

他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对手并非朝臣，而是深植社会数百年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这股无形强权面前，万历愈加无力。

此时，李太后已在慈宁宫安享晚年，不再晨起催促万历早朝，张居正去世，冯保被贬，申时行作为“和事佬”试图调和纷争，寄望万历最终觉醒。

万历一方面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却深感被文官牢笼束缚，开始厌倦朝政，渐渐怠政，沉溺酒色。

面对立储压力，他消极应对，十五年拒绝妥协，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册封为太子，朱常洵封福王，国本之争才告结束。

代价是自1589年起，万历三十年不理朝政，鲜少接见大臣，导致朝廷官员多空缺，公务停滞。

内阁大臣甚至不知万历长相，只能以太阳影子长短计时，六部职位空缺达六七成，朝廷几近瘫痪。

万历对文官集团的消极态度，给明朝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汉唐末年皇帝那般荒淫无度。

相反，万历对大局有清醒认识，最著名的是“万历三大征”。

1592年至1600年间，万历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三场大规模军事行动。

宁夏之役由李如松平定蒙古叛乱，朝鲜之役则由李如松、麻贵联手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播州之役则由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

其中抗倭援朝战争影响最为深远。

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从对马岛攻占朝鲜釜山，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大明。

朝鲜政权腐败，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军队溃败，王京陷落，朝鲜请求明朝援助。

当时明朝武备衰败，朝廷大臣对出兵争论不休，态度消极。

然而万历看透日军野心，罕见发布出兵诏令，派四万军入朝。

次年正月攻克平壤，击败日军名将小西行长，随后平定开城，战局逆转。但碧蹄馆战役轻敌遭伏击，损失惨重。

明军切断日军粮道，日本被迫撤退，战争第一阶段于1595年基本结束。

1597年，秀吉再度率14万大军侵朝，明朝派7万兵援助，任命麻贵为大将军，与朝鲜水军名将李舜臣密切配合。

经过数月鏖战，丰臣秀吉于1598年逝世，日军撤退，抗倭战争获得彻底胜利。

此役不仅保卫了朝鲜，也重塑东亚政治军事格局，间接促成德川幕府崛起，维系了三百年地区和平。

宁夏是明代重要边防重镇，1592年蒙古部落叛乱，攻占多个城池，威胁陕甘地区安全。

万历调麻贵和李如松驰援，虽李如松后调往朝鲜，麻贵坚守西北，围攻宁夏，历时八个月将叛军剿灭。

播州位于川黔鄂交界，土司杨应龙叛乱，1596年引苗兵作乱，明军增兵镇压，1600年杨应龙兵败自缢，播州之役告终。

三大征巩固了国家疆域，稳定边疆，是万历统治少有的政绩，但也耗费巨大财政。

宁夏役耗银180万，朝鲜役780万，播州役200万，八年军费高达1160万两。

尤其播州役几乎耗尽国力，削弱东北防御，促使努尔哈赤崛起，成为明末威胁。

综观万历皇帝，是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物，既有叛逆精神，不愿受传统束缚，也关心国家大事。

虽中后期不上朝，但无宦官乱政，无外戚干预，也无严嵩之流奸臣，且对抗倭援朝、西南、西北叛乱均有所反应，仍掌控朝局。

但他沉溺酒色，致使朝政衰败，这也是明朝末年衰亡不可推卸的原因之一。

1620年万历驾崩，二十年后明朝覆灭，其责任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