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天工开物》是明崇祯十年（1637年）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一部重要的科学技术名著。共为18卷，全面而系统地记载了明以前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内容丰富，文字简明。书中的大量插图生动活泼。历来备受国内外推崇，迄今已全部被译成英文和日文，部分被译成法文和德文出版。然而由它演绎出的一段又一段历史故事却未必为大家所了解。兹述其一。

天津近代藏书家陶湘（1870—1939年，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不仅藏书多，在民国时期出版界也享有盛誉。他从宣统年后开始致力于刊刻古籍，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书量已相当惊人。其中一部《喜咏轩丛书》，便是辑《天工开物》等30余种古籍石印而成。陶公为什么要重印《天工开物》？他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中写道：“今科学昌明，是书不啻椎轮之于大辂，然三百年前农工实业之专著，舍此无他居。今稽古讵能废而不讲。”凭着一双慧眼，陶公深知《天工开物》一书的历史价值非同小可，三百年来，只此一笔，虽科学发达，但经验教训由此发端。正不可不知也。于是决心将其重印。

无独有偶，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以业内人的眼光对此书也情有独钟。民国三年（1914年）奉使赴滇，批阅《云南通志·矿政篇》，其中引用的《天工开物》卷的冶铜法记载颇详。于是想读《天工开物》全书。转年回到北京，遍访书肆，毫无结果。又询问了诸多藏家，也未得到该书的下落。后听友人章鸿钊说，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中见到过该书，便托人去转抄，数年过去一无所获。不得已寻书之事暂且搁置。民国十一年（1922年）丁文江乔迁天津，偶遇罗振玉，得知罗曾用若干枚古钱从日本古钱肆主人青森斋那里换来底本为日本菅生堂根据明崇祯十年底本翻刻的《天工开物》一书，极为欣慰。立即借来阅读，又另抄副本加以句读。同时，秉承罗振玉之托与商务印书馆商定铅印。但该书残缺、错字多、文字简奥、其中术语需要逐一加注并纠正谬误。丁文江终因公事所累，未完成校勘、重印之愿。

数年之后，丁文江做梦也没想到，陶湘竟将其夙愿实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天津见到陶本《天工开物》，感慨万分地说：“余之所欲为者，陶君已为之过半矣。”（《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欣然为之作跋。陶湘又请罗振玉题写书名。从此了却众人之心愿。

“陶本”《天工开物》是以日本尊经阁所藏《天工开物》旧刊本，日本菅生堂刻本为基础，参以我国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书校订而成。校勘中发现：有的图版不精；有的文图不全；有的缺少说明。于是，以《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书中各图依类摹入，其中不合画理的地方，也照原图校正。凡有书目无图或有图无书目的都进行了增补。新版《天工开物》3册石印本，1929年刊行。这是本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第一个新版本。

据有关专家认定，《天工开物》在国内的早期刊本有两种，一是“涂本”，一是“杨本”。“涂本”是崇祯十年宋应星的友人涂绍煃（伯聚）帮助刊行的本子。原藏浙江宁波李氏墨海楼，1952年由李庆城先生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杨本”，是无确切刊刻年代的书林杨素卿的坊刻本。曾被黎子鹤（世蘅）收藏，196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购入，同年12月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在此之前，涂、杨两版本均被藏诸书箧，秘不示人，清代竟至湮没无闻。《天工开物》旧刊本也曾传入日本，深受日本学者的重视，他们竞相传抄、引用，并在1771年进行过翻刻。

《天工开物》借刊刻以辉光，借具眼人以传世。“陶本”之于“涂本”、“杨本”，无疑是锦上添花了。这就是陶湘的价值吧。

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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