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当上民国第一任总统之后，为什么又要走回帝制？接下来我会用两期内容来梳理其中的历史脉络。

走向共和

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十一国宣战，义和团与朝廷官军共同进攻北京城内的各国使馆，并大肆追杀在华洋人。与此同时，谋求现代化的地方督抚不赞同朝廷的排外政策，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七位封疆大吏开始联手“东南互保”。 同年八月，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到了西安，史称“庚子事变”。 1901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銮北京，清廷为了重整国政，开始了新一轮的变法图强，史称“清末新政”。但这一系列举措已无法扭转中央政权日益衰微的局势，自清朝立国以来所奉行的中央体制可谓名存实亡，“东南互保”间接让满清步入地方分权时代。

尽管慈禧与光绪仍代表着清帝国统一的合法性，但地方权力事实上已高度独立，各地督抚纷纷以省的名义向外国银行贷款，自筹军费发展军队与实业，逐渐摆脱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其中以袁世凯在直隶苦心经营的北洋新军，以及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出来湖北新军最具代表性，这两支军队均依托地方财力，不受中央直接节制，成为清末军政格局中相互牵制的重要力量，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相较于专注兴办现代化事业的官僚阶级，社会上的热血青年受到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共和主义的影响，开始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其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主义，其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

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年幼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出任摄政王。载沣主政后，他和隆裕太后启动了一系列政治变革，着力于收回中央权力，遏制地方分离主义的驱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回大清最强武力北洋新军的控制权。1909年，载沣拿北洋新军的实际领袖袁世凯开刀，下令罢黜了他军机大臣的职务，并任命了满洲贵族应昌接任袁世凯。如果按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袁世凯与北洋新军的关系势必会日益疏远。然而世事难料，两年后爆发的武昌起义挽救了袁世凯岌岌可危的职业生涯。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占领了湖广总督府，并在两天内控制了武汉三镇，黎元洪担任新成立的军政府都督，对外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清廷命陆军大臣应昌率北洋军前往剿灭，北洋第一军搭乘京汉铁路在10月18日抵达滠口，十分接近汉口旁的刘家庙站。但此时第一军总督冯国璋却按兵不动，拒绝听从应昌调遣，一直拖到26日才在海军炮火的掩护下顺利拿下了刘家庙。这件事让清廷意识到应昌没办法指挥这支北洋新军，于是在27日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平叛革命党。

袁世凯接到任命后，命冯国璋继续指挥第一军，派亲信段祺瑞率北洋第二军南下支援。10月30日，冯国璋率军亲自抵达汉口。为了解决革命党在汉口市区的游击骚扰，冯国璋一把火烧了汉口市中心，革命党人只好退回汉阳和武昌。就在这时北洋海军发生兵变，几位支持革命党的海军军官控制了3艘巡洋舰，炮轰路面的冯国璋部队，减缓了北洋军的进程。这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多天，史称“阳夏保卫战”。在这40天当中，全国多地爆发起义，尤其南方为最。传统叙述常说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加入中华民国，这其实是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北洋军因为失去了海军的支援，难以往长江以南推进，但他们基本上还是控制住了北方。而南方虽然很多地方宣布独立，但多局限于大城市，广大乡村仍未脱离满清。

11月27日，北洋军控制住汉阳，革命起源地的武汉三镇只剩下武昌了。此时，袁世凯开始权衡利弊。一方面，虽然北洋军看似听命于袁世凯，但旗下的将领各怀鬼胎。第二，南方革命党虽然军事方面不如北洋军，但南方士绅普遍倾向革命，袁世凯若真想铲平革命党，势必得消耗自己的嫡系北洋部队，那么满洲权贵就可能趁势夺走他的权力，他会腹背受敌。更关键的是，列强对革命党的态度模糊不清。起初欧美担忧武昌起义会演变为太平天国或义和团之乱，但革命党表现克制。对日本来说，大清灭亡很可能倒向一个更混乱的中国，对日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对于欧洲列强，他们只想要一个稳定的中国确保可以通商，尤其是英国。面对多方压力，刚复出的袁世凯只能接受与革命党妥协。袁世凯本人虽对君主立宪抱有兴趣，却排斥共和政治背后的权力制衡与地方分权，这一态度正是自1900年以来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矛盾的延续，为民国政坛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袁世凯与民国政治

1912年2月，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满蒙权贵正式下台。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民国的创建，可以说是革命党与北洋相争的妥协产物。南方的革命派为了减少流血冲突同意袁世凯上台，换取清廷退场，同时又通过《临时约法》来牵制袁世凯的权力。清帝退位后，民国不止继承了清帝国广袤的领土，也承担了满清留下的巨额债务。中央既要偿还战时赔款，又要负担军饷和官员俸禄。民国成立的第一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状况可以说是荡入谷底。财政总长熊希龄清点时发现，南京国库存银不足三万两，北京国库存银也不过六万。

为解燃眉之急，袁政府自1912年3月起，与英、法、德、俄、日、美六国银行团展开借款谈判。然而由于民国政府才刚建立，可以说毫无信用可言，财政状况又极其糟糕，六国银行团便以监督中国财政作为交换条件。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条件成立了，六国银行团可以合法控制中国政府的财政运作。袁世凯内阁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伤害，没人同意，最初的两任内阁甚至因为不同意这项条款而总辞。如果你是当时的袁世凯，你能怎么做呢？大约主要有两条路，第一，搜刮资产家的金库或搞共同富裕。第二，继续与外国银行团谈判，争取外援以维持政府运作。我相信袁世凯绝对也想过共同富裕的方案，但无奈中央权力不济，1912年时的袁世凯政府只能任命北方几个省份的都督，完全无法干预南方事务。所以袁世凯能走的只有第二条路，寻求国际银行团的支持。

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额2500万英镑的借款协议，扣除各项费用，实得不过900余万英镑。而且协定有一项特别的规定，今后全国各省不得擅自向外国借款，必须由中央统一办理。自晚清以来，各省督抚早已习惯自行筹措财政，甚至连省内的关税厘金都由各省自订，中央对地方财政几乎形同虚设。袁世凯要恢复中央权威，首要任务便是收回各省财政大权，而禁止各省对外举债正是关键一步，但这一条款触动了地方势力的根本利益，激起南方革命派的强烈反弹。

国民党二次革命前夕

当时的革命派也同在危机之中。1912年，同盟会和其他几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理事长为孙文，但党务实际上由年仅30岁的宋教仁一手包办。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逐渐从一个只对大城市经营有吸引力的小团体，转变为面向广大地方乡绅的政党。宋教仁倾向内阁制，主张地方分权，吸引了南方四省的欢迎。1912年12月，袁世凯履行《临时约法》，举行第一次选举，民国初期主要有三个政党，宋教仁的国民党、亲袁的共和党、梁启超的民主党，他们都使出各种龌龊伎俩拉拢选票。然而国民党因为支持地方自治而得到各级乡绅的支持，最后大获全胜。1913年3月30日，宋教仁准备前往北京组阁，却在上海车站遭杀手伏击，流血过度身亡。

关于刺宋案，她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引导下的意外结果，这个结果带给袁世凯极大的政治危机，南方的国民党像是捡到枪一样，尽其所能的批评袁世凯。袁世凯在湖北黎元洪等人的支持下，于6月9日免职了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他6月13日进一步加码，免除了国民党籍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6月30日又免除国民党籍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7月3日，袁系人马的李纯率北洋第六镇进入江西。这时国名党内部看不下去了，孙中山已下定决心讨伐袁世凯，他让李烈钧返回江西，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成立讨袁总司令部。之后，江苏、广东、福建、安徽、湖南相继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其实是庚子事变以来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倾向的延伸。支持国民党的地方士绅希望各省有独自发展的空间，但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则希望收回这项权力，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落。所以说，二次革命是个从国民党视角出发的称呼。

下一期我们将探讨袁世凯如何应对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如何迈向终身制总统，重返帝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