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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小农经济一直是最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因此基于农业的土地税收也是国家财政的根本来源。然而，随着唐代中后期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政府的权威逐渐下降，导致唐朝无法从地方收取税赋，国家财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时，唐代统治者开始依赖向官员们征收进奉，以此来弥补财政缺口。尽管这一举措在短期内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困境，但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奉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财政收入形式，指的是地方和中央官员在除税赋之外，向皇帝献上的财物。这些礼物通常被送入皇帝的私人库藏，用于个人享乐。而献上这些财物的官员，往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讨好皇帝，谋取个人晋升或更好的待遇。自汉代起，进奉便开始盛行。例如，汉文帝时期就有官员献上千里马的记载，而到了东汉，地方官员献上的黄金珠宝也层出不穷。随后的王朝中，官员们得到珍宝后，往往会将其献给皇帝。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帝王们大多崇尚节俭，因此像汉文帝这样的皇帝往往会拒绝接受官员的进献。然而，也有一些皇帝因享乐心态较强，乐于接受下属的馈赠，甚至将献礼作为提升自己仕途的捷径。这种行为导致了进奉的风气愈演愈烈。隋炀帝曾在下扬州巡视时，直接向沿途的官员索要礼品。那些送得多的官员往往得到升迁，而那些送得少的则面临处罚。为了讨好上司，官员们不惜搜刮民众的财富，最终导致民众深受其害，既遭外面盗贼之掠，又被地方政府盘剥。

唐代继承了这一进奉制度，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土贡、进献和进奉三种不同形式，虽然这三者在史料中常被混用，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所不同。土贡是地方政府每年向中央上交的贡品，通常包含当地的特产，这些贡品会在十月送至长安，并在元日供皇帝挑选。像茶叶这样的时令物品，要求在特定时刻送达长安，以保证新鲜。比如，湖州的紫笋茶必须在清明前送到宫中。

进献则是官员根据皇帝的喜好，主动献上的物品。这种进贡没有固定的时间，且往往不局限于金钱和珠宝，某些特别的礼品甚至能为献礼者带来更大的好处。例如，武则天称帝后，对李唐宗室进行大肆清洗，但千金公主通过将薛怀义献给武则天，成功化解了危机，并得以免死，甚至得到武则天赐姓为武。

与进献相比，进奉则是指向皇帝献上具有通货性质的物品，如绢布、金银和钱币等。唐代的进奉数额往往非常庞大，成为了唐代中后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影响了唐代的政治格局，因此后人提到唐代进奉时，通常指的就是这种献金送物的形式，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

唐代初期，由于经济的稳定与均田制的实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百姓在政府的管理下，税收充足，中央财政有余。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出于节俭和自我修养的考虑，一般会禁止官员向中央进奉。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随着土地兼并问题的加剧，农民数量显著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急剧下滑。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享乐的需求却不断上升。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唐玄宗开始依赖那些有能力敛财的官员，这些官员通过强征暴敛，将民众的财富转为进奉，送入皇帝的私人库房，这也正是进奉制度兴起的起源。

通过这些官员的压榨，唐玄宗能够填补财政空缺，而那些能为唐玄宗提供进奉的官员，通常都会得到重用。例如，宇文融和杨慎矜父子通过剥削民众的财富争取进奉，最终得以升迁为重要职务，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控制区域大大缩小，财政状况更加严峻。为了继续维持政权的运作，唐代后期的帝王们也效仿唐玄宗，通过启用擅长敛财的官员，改革如盐铁交易等方式增加国家收入，而这些收入最终通过进奉的形式进入皇帝的内库。

除了中央进奉外，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的进奉也变得尤为重要。许多地方节度使和官察使，掌握了地方的财政大权。尽管他们本可以将这些资金据为己有，然而不少节度使还是选择将部分收入进奉给皇帝。这种行为，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在皇帝心中的形象，还能够得到中央的奖赏，有助于缓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局面。

在唐代中后期，进奉已经成为了官员们展示忠诚和权力的工具，许多官员通过进奉获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源。例如，常州刺史裴肃通过进奉，迅速升任浙东观察使，证明了进奉不仅仅是一种财政行为，更是权力交换的重要途径。

尽管进奉在唐代中后期已成为财政的重要来源，但官员们依然需要找到合法的理由和借口来进行这些献礼。节日和所谓的“羡余”便是常用的借口。在元日、端午和冬至等重大节日，官员们通常会通过这些名目向皇帝进奉。尽管唐代初期曾多次禁止此类行为，以免损害民力，但唐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却开始默许，甚至鼓励官员进行进奉，不进奉的官员反而会受到询问，显示出强烈的敛财意图。

此外，唐玄宗甚至将自己的生日设为国家节日，以便为官员进奉提供更多的名目，进一步为自己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到了唐代中后期，进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官员不再将这些献礼视为节庆，而是直接作为财政补充手段。进奉的物品也逐渐变得奢华和有价值，例如金银珠宝和绢布，这些都不再与庆生有关，而是纯粹为了满足皇帝的财政需求。

节日之外，“羡余”成为了官员进奉的重要名目。所谓羡余，指的是财政的结余，即除了税收之外的额外收入。这一名目最早在唐玄宗时期出现，当时，唐玄宗为避免频繁动用国库资金，安排将这些资金转入私人库房，称之为“财政结余”。这一做法很快被效仿，许多官员通过虚报财政结余来进行进奉，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唐代中后期，进奉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补充来源，官员们通过进奉所得的资金，通常会被用于军队建设和对外征战。虽然这些资金最终并未用于其他政治用途，但由于进奉背后的压榨和权力斗争，唐朝的政治风气逐渐腐化，宦官权力的膨胀，甚至对朝廷的正常运作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些宦官掌握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许多官员不得不通过进奉来获取支持，而宦官们则利用这一手段，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这种不正之风导致了唐代的政治腐败，并为唐朝的衰亡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除了宦官的权力膨胀，进奉对官场风气的恶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唐代